從簡陋的北門街的地攤市場向第二代市場進駐時，有一天縣城所在的稠城鎮一位領導的秘書突然來找何海美，給她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說何海美你的工作問題解決了，領導安排你到義烏飯店上班。如果這個消息提前幾年，何海美一定激動得向這位秘書同誌跪下來謝他。你想，一個鄉下戶口的農家女子嫁到城裏後，她何海美近十年間為了尋找一份工作，不知求過多少人，但回答她的最多也是一份臨時工。那時對何海美來說能有一個正式工作不僅保證了自己和新出生的兒子有飯吃，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意味著她的身份得到了徹底改變，即由一個農民變成了城裏人！那時在普通的農民眼裏，一個城鎮戶口、一份正式工作，就是搬不盡的金山銀山。但令這位秘書沒想到的是，他過去一次又一次接待的這位要求安排工作的何海美，竟然搖搖頭回答說她現在隻想經商，不想再要啥正式工作了。“想好了？可別後悔。”“早想好了，決不後悔！”何海美拒絕接受有關部門的好意，是有她的道理的。她說她當時看到第二代市場的建設，特別是政府和顧客們開始把她這樣過去被趕來趕去的小販也當做人一樣對待了，心裏有種說不盡的感激。而這種精神力量遠遠超過了多賺與少賺錢的意義。另一方麵從經商的條件看，“馬路市場”與正規市場之間的差異也極大。過去在馬路邊擺攤，其規模、信譽都受影響，進入室內市場後就大不一樣了。每一個工商戶都有固定的攤位、固定的經營場所，顧客從你這兒買東西也放心，如果發現問題可以隨時找到貨主，還可以找工商管理部門論理索賠。攤主的經營形式更是發生了質的變化。“馬路市場”時期一不敢多進貨、進長貨，二都是現錢進貨、現錢交易。正規市場的經營形式就多樣了，攤主從貨源地進貨時如果該商品銷路好可大量吃進，如果資金周轉緊張供貨方很放心地可以向你先發貨，待貨出手後再結賬。而何海美告訴我，她和其他一批早期的義烏經營者之所以“發”，是因為他們這些個體經營者進入小商品營銷市場時，貨源大部分是國營企業的滯銷產品，他們進貨時不僅價低，且大部分都是銷完再結算，這使得何海美他們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特別是當某一滯銷產品的企業得知義烏人給另一個滯銷產品的企業解決了大困難後，就主動找上門請何海美他們代銷代售，甚至出現“半送半賣”的現象。
這一階段，義烏很多人賺了大錢，也使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名聲大震。一時間，似乎好賣或不好賣的商品，隻要到義烏、到義烏人手裏就可以賣個好價錢，就可以變死錢為活錢。早在“雞毛換糖”時就有異地交易傳統的義烏人，這回更是發揮所長，有的經營者人未出義烏，卻把廣州的緊俏產品與上海的滯銷貨就那麼一交換，嘿，錢賺老了！然而這僅僅是有形的物質世界。對義烏廣大個體經營者來說，他們通過政府對市場經濟的支持獲得的收益，不單單是豐厚的鈔票，更豐厚的是思想上的飛躍與進步。黃昌根、何海美、潘茂法、吳承先等一批曾在極“左”年代被視為帶頭“搞資本主義”的經商積極分子，都是在這時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以自己守法經營、助人為樂和慷慨支持公益事業的行動，在廣大個體經營者中間發揮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力，為整個義烏市場的良好風氣奠定了基礎。十幾年後當我來到義烏實地采訪時，雖然主人沒有專門為我介紹這方麵的情況，但當年這批個體先進分子，至今一直保持的帶頭作用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市場裏找何海美和馮愛倩等人采訪時，她們都忙得很，但奇怪的是並非在為自己的生意忙碌，而是在專門為市場和別的經營戶做事。什麼勸架呀，什麼幫助聯係運輸呀，或者找“消協”呀，總之沒有一樁跟自己的生意有關。開始我很奇怪，問何海美、馮愛倩她們，為什麼你們放著自己的買賣不做而專為別人在忙乎？她們告訴我，市場發展大了，每天有幾萬經營者和幾十萬客戶，而買賣之間既有合同協議一類的大事，又有缺斤少兩一類的雞毛蒜皮小事，光靠工商和市場管理部門就管不過來，所以我們這些積極分子就把這些事都攬了下來。一方麵我們本身是經營者，熟悉和了解經營者之間或經營者與顧客之間的問題，加上我們又都是市場的“元老”，處理啥事時大夥容易聽得進。
我在向何海美、馮愛倩采訪時，正好有兩個經營者為了擺放貨物發生矛盾而來到市場辦公室論理。快嘴俐牙的馮愛倩幾句話就將兩個剛剛還像鬥雞一樣的小老板說得無話可說地低著頭出了門。雖然在短暫的采訪中我無法獲悉更多的相關事例，但義烏市場管委會馮愛倩、何海美、龔輝潮他們這些人的身影，引起了我無限的思索：義烏市場之所以能夠與眾不同、之所以不斷地繁榮，它有一條極其重要的經驗就是充分發揮和依靠了馮愛倩、何海美等一大批積極分子，這些創業者的敬業精神與無私奉獻，是義烏市場閃閃發光的基石，它支撐著這座五彩繽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