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書記趙金勇很清楚這一點，他對我說：“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縣太爺’，我知道百姓想的是啥，要的又是啥。老百姓是一個區域發展的主體力量，是‘母雞’。隻有把這個主體力量充分地動員起來，把這隻‘母雞’喂飽了，它才有可能生下很多蛋，進而推動社會的曆史進程。現在有時我們一說工作成績，就總是先在某某領導、某某部門的‘直接領導下’、‘親切關懷下’，最後才說到是‘在廣大群眾努力下’，這實際上是不對的。人民創造曆史和財富才是第一位的。義烏有今天，難道不是這個理嗎？領導的作用當然很重要，可領導的作用隻有順應民心時它才發揮真正動力。什麼是民心？對一個地區而言，根本的就是發展經濟，讓人民生活富起來，讓社會朝前走，這是體現民心民意的根本所在。要實現它，決策者和領導者就必須把工作的著眼點和心思放在人民群眾最關心的事上，銳意創新，又能善於凝聚人心，在上上下下營造出一個思想同心、目標同向、工作同步的局麵。我因此要求自己和市級領導班子的同誌都要把關心和解決老百姓的事放在頭一位來開展工作。拿我們義烏來說，就是我們的市場越辦越興旺，大家口袋裏的錢越來越多，而且多了以後還能生活得有質量、有情趣。這就是我們現任市級班子為什麼把精力都重點放在要把義烏建成現代化水平的中等城市之上。因為對中國的農民來說，能在身份上和生活方式上成為城裏人這是最高的一種理想追求，而我們因此不斷強化加速城市和集鎮建設，為的就是滿足老百姓的這種追求。同時城市發展了，我們又不能放棄農業生產，那麼如何處理這一矛盾，我們當領導的責任就在於此。啥叫當幹部？當幹部就是幹老百姓心裏想的事，或者是心裏想卻又不能如願的事。我常對下麵的人說，我就是要你們拚命地工作、幹活，為啥？為的就是不能把百姓的事給耽誤了……”
（義烏市的領導從趙金勇書記之後已換了幾任，現在的市委書記是樓國華。樓書記在義烏已工作數年，他的執政理念更令人折服敬佩，因而也有了義烏近幾年更飛速的跨越式發展。）
義烏的百姓告訴我，別看他們的市場已經在好幾年前就在全國聞名，可義烏作為一個像模像樣的市還是最近幾年的事，這得歸功於現任班子具有強烈的時代意識和工作的大手筆。曾幾何時，這個本來隻有幾萬人的小鎮，一下成了擁有二三十萬常住人口和每天十幾萬流動人口的城市。然而盡管許多百姓的戶口完成了“農轉非”程序，但思想、意識和行為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農民。而當這種非城市化的意識和行為，集中在一個公共區域表露出來時，它給予我們的城市形象是絕對的醜陋。義烏市在一個時期很不叫外人中看，可以說是“水不清、路不平、燈不明”，汙水橫溢、垃圾遍地、交通阻塞……
“抓，一定要把城市的形象樹起來，把市民的素質提高上去！”市委、市政府因此大刀闊斧地作出了加強城市建設的幾大工程，而且在之後的連續幾年裏都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那時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此並不理解，認為是決策者“拿百姓的錢為自己出風頭”。
“其實我們是用心良苦啊！我們這些市級領導中，大半也都是農民出身，當我們接待外麵的客人上義烏街上一走，你猜人家對我們說什麼呀，他們衝著我們說：義烏人靠小商品市場是賺了錢，賺了大錢，但看看義烏街頭髒兮兮亂哄哄的樣，集市不像集市，城市不像城市，他們骨子裏是成不了器的農民嘛！聽了這些話，我們臉紅呀！難道我們義烏人就隻會賺錢隻會辦市場，而不會把自己收拾成標標準準的城裏人嗎？”市府的一位領導在自己的辦公室一邊情緒激昂地走動，一邊如此對我說道，“不信我們農民就隻能永遠成為被人瞧不起的鄉下人，我們更不信義烏人除了賺錢就不會建設自己的城市。於是我們發誓要把義烏的城市建設搞好，一方麵是硬件要上去，比如加寬馬路、規劃新區等，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市民的素質上。可農民身上確實有些習慣與傳統並不好，你去幫助他改掉未必受到歡迎。這時候你推行正確的決策就必須堅決、果斷，甚至敢冒落罵名的風險……”
這位領導同誌自己沒有給我講述他們是怎樣抓這些事和碰到了哪些可能要落罵名的事，但義烏的百姓卻給我講了。前年，市府針對義烏城市建設中的突出問題，就大抓了街頭“三禁”：禁喇叭、禁煙炮、禁養家禽，那陣勢百姓記憶猶新。先說禁喇叭。自打義烏小商品市場辦起後，義烏人一直引以為自豪的是大街上“車水馬龍、喇叭聲聲”，而且曾經有領導在大會上把這種現象歸為義烏市場繁榮的象征。現在市裏要抓禁喇叭聲，這對已經無拘無束按了十幾年喇叭的車手們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禁錮運動”，一句話，哪兒也不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