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舒拉兩人的苦難日子開始了。我們不再等待，我們知道沒有什麼可等待了。而過去我們的生活是充滿了希望和信念的一一我們希望團圓，相信能再看見和摟抱我們的卓婭。每次走近郵箱的時候，我都抱著希望看看它：它可能給我們傳來關於卓婭的消息。現在我們從它前邊走過去連看也不看它了，我們知道，那裏沒有寄給我們的什麼東西，沒有什麼可能給我們帶來歡喜。
舒拉現在是我的依靠，我仗著他活著，他盡可能多抽出時間陪伴我。他在過去像怕火一樣怕表示溫情，可是現在卻對我很溫柔了。現在他總是用他從5歲以後再也沒用過的“好媽媽”三個字來稱呼我，現在他已經注意過去他所忽略的事了。我開始吸煙，他就注意到了：如果我吸煙，那就是距離落淚近了。看見我找紙煙，他就注視著我的臉，走近我說：“你怎麼啦？不要這樣，我請求你，我請你不要這樣……”
如果夜裏我不睡覺，他總能感覺出來。他走近我，坐在床邊，默默地撫摸我的手。他走後，我就覺得我是被拋棄了，無依靠了。
舒拉成為家長了。
……日子一天接著一天過。敵人被從莫斯科打退了，但是他們曾頑強地拚命抵抗。他們占據了烏克蘭的大部分，占據了白俄羅斯，包圍了列寧格勒，並且還向斯大林格勒突進。敵人在所經過的地方把一切都焚燒和毀滅了。他們折磨人，拷打人，絞人，吊人。過去我們所了解的殘忍凶暴的獸行，和我們在這一次戰爭中所了解、比較起來就微不足道了。報紙燒得我們的手和心都痛，無線電傳出的消息常使人目瞪口呆。
舒拉在收聽蘇聯情報局消息的時候咬牙切齒，以後很長時間還是皺著眉，緊握著拳頭在屋裏往返走著。
一次，當我拂拭桌案的時候，忽然無心地把一張被遺忘了的紙片拂掉在了地上。我彎腰拾起來。紙上是舒拉的筆跡，錄下來的是關於一位坦克駕駛員的詩。
我讀完了這首詩，忽然就知道了我一向不敢想的事：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線，並且無論什麼也攔不住他。他對我還什麼都沒說，一句話也沒告訴我，並且他還未滿17周歲，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並沒想錯。有一天下午我回家，還在走廊裏就聽見了喧吵的談話聲，打開門後我看見5個人在一起坐著：舒拉、瓦洛嘉·尤裏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聶傑裏柯和尤拉·布婁多，每人嘴裏銜著一支煙，屋裏煙霧騰騰。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見過舒拉吸煙。
“你這是幹什麼呀？”我隻問了一句。
“將軍還親自請我們吸煙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似的回答我，“我們……你知道嗎？我們就要到烏裏揚諾夫斯克坦克學校去了，我們已經被錄取了。”
1942年5月1日舒拉走了。
從烏裏揚諾夫斯克坦克學校畢業後，舒拉就上前線去了。我們用信件保持著聯係，一直到1945年4月1日。
我曾等待下一次的信，但是它沒有寄來。我不敢揣想，隻是等待。我沒有推測什麼災禍，我的孩子太活潑、太戀世了，我的記憶裏隻有他的充滿信念的聲音：“我一定回來！”
4月20日我在信箱裏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舒拉的戰地郵政號碼，但是地址並不是他的筆跡寫的。我怕拆開這封信，拿著它愣了很久，終於拆開它讀了前幾行，我眼前發黑了。我換了一口氣之後重新又讀，仍是讀不下去。最後用盡所有的力量，咬緊牙，勉強讀完了……
這就是那封報告舒拉犧牲消息的信！
……4月30日我飛到了維爾紐斯，由那裏乘汽車到達哥尼斯堡。空虛，周圍的一切都被破壞了，片瓦無存，哪裏也不見人影。一會兒來了一串一串的德國人：他們徒步走著，推著獨輪或四輪小車，載著家產，他們不敢抬頭，不敢正視……
後來湧現了我們的人的洪流，他們是返回故鄉的。他們有乘馬車的，有乘汽車的，有步行的，他們臉上的表情都是歡喜、幸福的。由這一切都可以看出：勝利並非道遠路遙，它很近了。它就緊靠著我們了。
舒拉問過我若幹次：“媽媽，你怎麼想象勝利的那一天呀？你以為那是在什麼時候？真是在春天吧？一定在春天！倘若在冬天，那麼，雪是一樣要融化的，花一樣要開的！”
現在勝利臨近了。這已經是勝利的前夕，幸福的前夕。可是我坐在我孩子的棺材旁邊。他像活人一樣躺著：容貌是安靜的、明朗的，我沒預料到我們會這樣見麵。這實在是超過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事……
5月5日，在諾伏捷維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婭的墳對麵又添了一座新墳。他們死後和生前一樣，仍在一起。
這是勝利之前4天。
卓婭的墳的對麵又添了一座新墳，是蘇拉，我的兒子。他們死後和生前一樣，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