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偉大的藝術家也不是沒有道德瑕疵，甚至也有嚴重的缺陷、犯過不可饒恕的罪過。但為什麼是他們創造了那麼偉大的作品？曆史上記載的李白“人人皆曰可殺”，由此我們可以想到，李白肯定做過很多按當年的標準所不能容忍的事情。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想象到他鮮明的個性、放蕩不羈的風格。國外的例子更多。像托爾斯泰，那是道德的楷模，一個自我苛刻、到了八十多歲還要重新設計自己生活的偉大人物，創作了那麼多偉大的作品，像《複活》，完全是自我苛刻、自我批判、自我懺悔和反省的結晶，質地聖潔。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他個人的私密日記毫不留情地記錄了墮落與懺悔。
允許道德家的道德瑕疵，並不是給予這種特殊的人以更大的寬容，而是還原到個人生活和生命邏輯裏麵去分析，真正理解人和人性。隻要是人就會犯錯誤，就有人的欲望，就會在某個時候抵達欲望爆發的臨界點。有一部分人會苛刻地、極其嚴厲地否定自己，像托爾斯泰。他批判自己否定自己的力量既真實又強大。還有沒有讓我們看到的自我苛刻自我批判、靈魂深處的嚴厲追究，其痛苦過程隻有他自己知道。
他們的生命缺陷和藝術上的不完美是緊密結合的，並非所有的作品都是偉大的。他們對於自己作品的否定，有時比別人更無情。畢加索曾經嘲笑過現代人對他後期作品的膜拜。他當然更加重視早期那些精心力作。那個時候他實在處於最好的時期。畢加索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抵達了自己的完美，也許達到了最高點，他不僅超不過那些經典畫家，也超不過自己。所以他唯一的道路就是絕望中的毀壞，毀掉規則毀掉章法毀掉一切的繁瑣，任意而為。就是說他開始“亂”畫起來，當然這個“亂”要加引號，因為他是一個天才，功底深厚，隨便畫出一個線條都很有意味，藝術含量自然存在，巨大的不可遏製的想象力仍然存在，所以仍然有大師風範。有人看到畢加索成功了，就像他一樣亂來，殊不知最嚴厲的否定者不是別人，而是畢加索自己。
他們沒有畢加索的天才，更沒有畢加索童年時期就已經達到的完美，而隻想做後期的畢加索。誰都不願辛苦奮鬥，而隻想成功—最好是不勞而獲、小勞大獲。其實即便是畢加索，個人道德的落差和缺陷，也會反映在他的創作中。他若是一個足夠堅強的人，大概不會那麼放縱地對待自己的絕望。他的所謂“現代藝術”，是名副其實的“大師的垃圾”。
我們對於大藝術家的道德瑕疵不可忽視，也不要因為這些瑕疵而否定他們。大師身上的道德缺陷仍然應該是摒棄的部分。記得我們都還年輕的時候，一個文學朋友不無困惑和痛苦地說：我們這兒很難產生偉大的作家，看看吧，這麼多人，連一個同性戀都沒有，連一個坐牢的都沒有，太正正規規循規蹈矩了！可惜當時也隻能那樣了，沒有就是沒有，著急也是沒用。怪癖之類，還有瑕疵，何必求同？據說同性戀是基因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模仿的問題。
缺乏深度閱讀／個體堅持／共同的功課
現在的文學作品不是沒人讀，而是很多人在讀。比如說八十年代中期，一本很有影響的小說才印一兩萬本，而現在可以印到八九萬本。就是說，現在的純文學作品印數並不少。還有網上閱讀，作品在網上很短時間就有幾十萬的點擊量。應該說我們現在的文學閱讀次數和機會，可能遠遠超出了過去。那麼我們對閱讀的憂慮來自哪裏？就因為今天的閱讀太蕪雜太膚淺，缺乏起碼的深度。
那種花花草草的閱讀，蜻蜓點水式的閱讀，不求甚解的閱讀比過去多了。點擊不等於閱讀，將書從書店搬回家也不等於閱讀，從頭草草翻一遍仍然不等於閱讀。所以說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人們的浮躁和恍惚，是不求甚解。對作品沒有鑒別，再也沒有過去那種癡迷的閱讀，於是也就沒有深刻的感受，這才是非常糟糕的。
這種浮躁的環境不僅傷害了閱讀，還有其他許多方麵。有人十分絕望。但問題是這樣的境況下還能否有所作為？一個人變得絕望並不難，難的是重新鼓起勇氣往前走，堅持下去，用自己微薄的力量繼續工作。這種個體的堅持其實也決定了社會的未來。
當年的物質生活相對貧瘠，可是書籍給人的感動力非常大。那是真正的精神食糧。今天生活節奏很快，人已經無法安定自己，還怎麼談得上閱讀。在我們的經驗中，所有葆有巨大創造力的人都是能夠安靜下來的人，那種急速旋轉的生活對人是有害的。
現在一談“道德”兩個字就引人發笑。笑是容易的，但我們的生活卻會在這種笑聲中毀掉。其實我們日常痛苦中的絕大部分，就來自人的行為失去了基本的道德準則，人和人的關係變得太欲望化利益化了。這是可怕的。我們所能做的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向善，約束自己。
一些深刻的道理，孔孟荀諸子百家已經說得十分透徹了。可是我們不停地批判他們，卻沒有創造出更新更有說服力的東西。他們有許多時代的局限，卻一直是中華民族生存的精神基礎，我們推倒了基礎，又怎麼來確立自己？所以今天仍然還是要閱讀中國的原典，這是大家共同的功課。
（2010年10月21日，小標題為整理時所加）
時下的閱讀和出版
無愧於文學的時代
關於“怎樣才能寫出無愧於偉大時代的作品”這個問題，我的想法有些變化。記得三十年前就聽到類似的號召和強調，這麼多年過去了，這樣的提法仍舊沒有一絲改變。可是三十年來中國發生了多大的變革，時代差異太大了，怎麼它總是“偉大”？這就給寫作者這樣的推論：在時代這架奔馳的列車上，“文學”好像永遠都是一件需要縫縫補補的破爛行李，永遠都有被扔下去的危險；而時代則不然，它隻能“偉大”、永遠“偉大”。
如上是過去的疑慮，那時覺得這個提法是錯誤的和媚時的。後來我又覺得這樣講是非常“科學”甚至是有高度的。因為雖然對時代的定性需要長時間的檢驗，這從來不是當代人所能做的事情；但就單個的人而言，任何時代都是他的精神母體，時代對他來說太龐大也太無測了，多麼糟糕的時代都能哺育和啟發他，“國家不幸詩人幸”，詩人對於時代來說真的是很渺小的。客觀世界的全部複雜性哪怕能夠得到一點點深入的表達和再現，都是極其了不起的。就這個意義上來說，時代永遠都是偉大的。
今天我則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認為就文學寫作和時代的關係而言，除了問“怎樣才能創作出無愧於偉大時代的作品”而外，還應該再追問一句：“怎樣才能建設成一個無愧於偉大文學的時代？”我這樣說的含義起碼有兩層：一是我們盡管發現有的時代實在壞極了，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可是仍然產生了偉大的文學。作家們前仆後繼嘔心瀝血，寫出了多少不朽的傑作。從屈原到魯迅，他們對於世道人心、對於人性所寄予的美好希望與描繪，更有呼喚，我們的現實生活至今還達不到其萬分之一。就一個時代來說，我們實在是有愧於自己民族的“偉大文學”。二是作家用作品投入時代的建設，他們的最大行為即是寫作，既然時代指標是綜合呈現的（文學嚴格講並不是一個技術專業），那麼一個沒有偉大文學的時代，也難以成為偉大的時代。
再問下去，文學能否對時代有所超越？時代與文學的關係就那麼簡單嗎？事實上與世隔絕與擁抱時代都可能產生偉大的作品，文學與時代的關係有時是微妙的、晦澀的。顯然，文學要超越一般的社會表態，社會生活在文學中也不是簡單的再現，它要發生“化學變化”，而不是“物理變化”。在我們這裏，往往越是粗糙膚淺的文字，越是不問青紅皂白地、肉麻地配合時代，可以說是“越醜越嗲”。反過來，文學自古以來對底層苦難的關切、揭示和批判，今天也不能表麵地、形式地、功利地加以模仿，而應有更高的關懷和特定的精神背景。總之文學的動機與效果會有極大的不一致性、不確定性，我們對文學的全部複雜性還應有更包容的理解，不能簡單化和庸俗化，這也是文學與時代關係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