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單一”的困境
對於“什麼是優秀長篇小說應有的品格和文體意識”這個問題，我想是最難回答的，因為在上千年的寫作實踐中形成的道理和經驗實在是太多了，有些還是相互衝突的。我隻能從感性、從身處的這個時期的體驗中說出一點真實的印象和希望，這裏麵也包括了對自己的警醒。
長篇小說寫作當然是整個藝術創造的一個方麵，與時下的藝術流向所表現出來的東西有共通性。現在的商品經濟時代，東西方的寫作趨向有同有異，但總體上差異會很大。因為文化背景是不同的，作為一個群體，有信仰和沒信仰是不一樣的，一旦缺失了信仰，現實物利對文學的幹預力就會加倍強大。現在作家的創作活動好像隻關心利益，隻關心怎樣賣得好，心思太過集中在這裏了。智慧全用在這方麵，用心專一，除此之外不再想別的，目標過於單一和簡捷了。
我們知道，這比將自己的文學從屬和服務於一種社會理念要好。作家隻想著要錢，追求的方向相當集中，一切隻圍繞著這個去活，與客觀世界相處起來就簡單多了。這是聰明的現代作家。
問題是曆史上的傑出作家不是這樣。他們也有向往物利之心，但有些痛苦、更深層的痛苦，好像遠遠不是因為這個。他們牽掛得更多，有時候還很“多事”，與時代的關係未免緊張，很難相處。他們中的大多數相信絕對真理，心裏充溢著神性，並且能夠長久地追求它注視它。這樣的一種品格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個人衝突，有時實在是很悲劇化的。因為太固執，他們會把自己的生活搞得相當狼狽，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很複雜，有時還要呈現分裂的狀態。從做人處世這方麵來看，當然顯得笨拙和不聰明。但他們卻更有可能寫出感人至深的作品。
其實為利所趨也會寫出好作品，因為這裏還有生命質地、才華方麵的差異。我們現在說的是概況和常態，是當下作家太專心於物質利益、智慧全用在這方麵了。另一種例外是，有的並不追求時下物利，卻特別看重名聲，甚至隻掛念遙遠的名聲，即“文學史”上的地位。這同樣是五十步笑百步。為“名”而避“利”，內在的企圖心和目標是一樣的。後一種寫作同樣也是狹隘的算計，是專心於追逐。不是為名就是為利，舍此就不再想別的，寫作時目標集中—這種簡潔明快和“單一”或許可愛，卻最終要陷入一個困境：隻能寫出娛樂性的文藝商品，或者是工於心計的文字；前者可以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後者也會換來一些喝彩。但這一切與深深觸動靈魂的、留在時間裏的、有著深刻魔力和魅力的作品往往是無緣的。除非有些個案和例外：因為我們前麵說過，文學的動機和效果並不是永遠統一的，這裏不能把話說絕。
主要站在哪一邊
“網絡時代的長篇小說走向”，隻說所謂的純文學創作，我並沒有時下一般化的悲觀。有人說文學大致消失了、死亡了，沒有多少人讀純文學作品了，由此得出的結論也隻能是停止這類作品的寫作和出版。可是我們如果翻翻書本，就會發現二百年前的歐洲也有同樣的擔心，甚至人家提出這個問題時使用的語言都和今天相似。二百年過去了，今天的純文學作品印刷總量卻是當年的數十倍。
網絡時代就一定會結束純文學寫作嗎？我深表懷疑。比如各大出版機構每年印刷的總量相當驚人的雅文學作品、還包括更艱深的哲學思想類讀物，都燒掉了嗎？沒有。這樣的閱讀仍在進行。如果我們仔細想一想就會承認：生活中幾乎總有一些角落，那裏總有人在關心更嚴肅的問題，他們並非總是在娛樂。這是一些深沉的讀者，他們保持了人類“嗜讀”的天性、思考和探究的天性，隻要人類存在一天，這種天性就不會泯滅。而正是因為他們比較“深沉”，不是那種動輒放言的衝動者，不是輕易送出判斷的人，不是那麼淺顯和多嘴多舌的人—所謂的“黃口嘈雜”，所以他們的聲音就得不到及時傳播、放大傳播。他們與一般的媒體運行方式有抵觸有矛盾。真實的情況是，有人常常為買不到真正高雅的讀物而痛苦，而不是相反。可見出版者有時也會臆測和看低讀者的。
那麼現在擺在我們出版者、媒體人，尤其是作家麵前的一個選擇就是，我們是不是站在這些深沉的閱讀者一邊？或者主要是站在他們一邊？這需要一點勇氣，因為這要求我們眼光長遠一些，不那麼急功近利。同時這裏還需要加以甄別和強調的是：目前我們出版的大量所謂“純文學”和“雅文學”作品，按通常的、普世的人類文明尺度來衡量，隻能算是一些低俗地攤文學，隻不過是在長期不正常的閱讀中，相當一部分出版者和評論者產生了混淆和誤解而已。一些“雅”和“純”實際上正無限度地向低劣通俗讀物靠攏，並以此為能事、為榮，最後這部分人又進一步被市場說服，更徹底更愉快地滑了下去。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講，即除掉假的“純文學”之後，出版機構能夠向讀者提供的真正的雅文學作品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這個過程既培養讀者也培養作家和評論家，我們不得不說，目前已經形成了惡性循環，因為深沉的讀者也是需要引導的。
這裏當然有個民族素質、從業者素質的問題。據我所知，世界上不追求盈利的文學出版社並非罕見，比如有的出版社就專門出版詩集。這又回到了信仰和文化責任這個沉重的話題了，所以很難再奢談下去了。我們也不是徹底排斥娛樂讀物的功用，所以在談論站在哪一邊時，特意使用了“主要”兩個字。我不過想說：網絡時代無法消滅深沉的閱讀—任何時代都無法做到這一點。有了這種信心，我想會有助於我們做出網絡時代長篇寫作的選擇、所有文學“走向”的選擇。
2010年12月18日
對經典的最後背離
一，精神層麵
中國的文學經典呈現出斑駁的麵貌，無論從形式上還是思想內容上看，都有極大的差異。比如兩部極有代表性的著作—《莊子》和《論語》—一般被當成哲學思想著作，但也是優美的散文—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學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前者恣肆汪洋，想象奇異；後者嚴整樸實，中庸正統。它們的主要區別在精神方麵：一部是“出世”的道家思想，一部是入世的儒家思想。
它們的精神對中國的文學影響深遠。無論是出世還是入世，都表現出修葺心身的積極性，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的智慧。特別是儒家精神，漸漸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正宗。中國產生了燦爛的散文和詩，在思想倫理、在總的精神向度上，大致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像《史記》這樣的浩浩長卷，唐詩宋詞、四大名著，主要主張修心身、敬神明、維護仁義禮智信等傳統價值觀念。當然儒家與道家的關係是極為複雜的，它們在影響和塑造知識分子方麵往往是交織一體的，這又是另一個話題了。
這樣的經典精神一直影響到清末、民國，以至於更後來。
到了“文化大革命”這樣顛倒傳統文化價值的運動時期，表麵上看一切都處於“破”的狀態，向傳統文化觀念全方位地“造反”，但它鮮明標示的是一種激進的革命道德。這至少從表麵邏輯看是如此。當然它的實際後果非常複雜，精神指標不僅沒有提升，反而極大地淪喪。這是另一個問題。這個時期的文學（除去一部分所謂的“陰謀文藝”）在精神層麵上試圖保持“積極”性，隻是方向逆變（服從革命道德）。這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其主流並非公然提倡淪喪、“聲色犬馬”，但狹隘的功利性、反經典性，最後導致了野蠻，走向了反麵：所謂的“文化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