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讓我放鬆，這是第一大好處。隻有一個被情緒緊張充分折磨過的人才知道，精神放鬆有多麼重要。那相當於你一直在跑永無止境的馬拉鬆，突然停下來被專業的健身教練踩鬆了渾身的肌肉後扔進一缸溫度適宜的熱水裏。你舒服得隻想永遠躺下去。然而，對我來說，更重要的還不是放鬆，而是寫作或做電視的過程中的心態、狀態，或者說，自我感覺。
關於汪洋成為了作家這回事，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
汪洋怎麼可以成為一個作家呢？這件事，讓很多人大惑不解。自從我被稱為“作家”，周圍許多人立即對寫書這件事失去了敬意。有一些朋友相互打趣，便會說：“唉，最近沒什麼事，幹脆咱們也寫本書吧！”這種打趣，有相當真誠的成分。似乎當作家很容易，反正閑著也是閑著。至於是不是閑著就能當作家，這事我也說不好。反正照此邏輯，所有的家庭婦女都有條件有資格成為作家。而不必天天打麻將，或是淪為怨婦。
至於千辛萬苦寫出了書，是不是有出版社願意給你出版（而不是自己花幾萬元錢自費印成書堆在家裏自己看，或是強迫朋友看），出版上市後是否有讀者願意掏錢出來買（讓讀者花幾十元錢買本書，比讓他花幾百元錢吃頓飯，或是花幾千元錢買個包要難得多，不信你問問自己，一年在外麵吃了多少頓飯，一年又在書店買了多少本書），那是更難的一件事。
所以，汪洋的書居然能出，居然能賣，居然還上了暢銷書排行榜，連作家都有點不服氣了。有一個作家一再讚美我說：“你的運氣真好。”我也覺得是。有一次和紫禁城影業的張總聊天（現已是中影集團副總），聊起我“運氣很好”的事，他說：“一個人十六歲第一次投稿就能發表，第一次寫書就能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寫劇本就能被拍攝，隻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才華。”這個結論嚇了我一跳，好像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其實是有才華的。
才華這回事，雖然沒人能說清究竟是個什麼玩意兒，但毫無疑問，我“長得不像一個有才華的人”，所有人聽說我是作家都會把嘴張得老大，活似見了鬼。說實話，我自己對於“作家”（尤其是“女作家”這個身份），也一直相當抵觸，不願承認。
我喜歡文字，喜歡把文字碼成堆兒，一些亂七八糟的思想就有了合理的去處。這是一個愛好。就像我也愛好唱卡拉OK，愛好喝紅酒，愛好打乒乓球，愛好打小麻將一樣。但這不意味著我要當歌星或者賭神。
十八歲的時候，我誤打誤撞人了電視的行當，做了主持人。盡管現在，我認為有點誤入歧途，因為我做主持人的天賦有限，機遇也不佳，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當地也混了個臉兒熟，但自己知道做得相當吃力，老命都要拚掉。所以，總的說來，做主持人我一點都沒感覺自己成功（謝天謝地，我到了這個年紀，就算做得成功，也到了該考慮退居幕後的時候）。但是，當我是一個主持人的時候，所有人都感覺理所當然，我自己也覺得算是個體麵的正經營生。
小城市的缺點是小，因而眼光局限，高度不夠，但優點也是小，就像一個水晶球，你可以一把抓在手裏，翻來覆去看個究竟。這麼說吧，如果你生活在北京，動不動就能放眼全國，甚而全世界。但是，無論你胸懷如何寬廣，你都會感覺自己掉進了浩瀚的海洋，你所能接觸和了解的隻能是自己的這個專業和行當，對於其他行當的人和事極難有機會和時間去深入接觸和了解。因而對社會的全貌，多少會有些盲人摸象的意味。
而遵義，它再小也是一個完整的社會，各個社會結構和行行色色的人，在這個社會中處於何等位置，你很容易一眼看到底。在這裏，我並不想討論大城市或小城市孰優孰劣的問題，我想說的是，由於小城市各個行業之間容易產生橫向聯係，尤其我所處的行業又在各個階層上躥下跳，所以，以我這個“電視人”的眼光看來，寫作這行當在這個社會上並不屬於主流，作家更不屬於討好的一群一社會地位邊緣，經濟收人有限，社會影響力匱乏，基本處於自娛自樂、自生自滅狀態，尤其是“女作家”，基本還意味著衣履陳舊，麵貌枯槁，行為怪異，比“女博士”還嚇人，比滅絕師太段位更高。
而作為電視主持人，雖然如前文所言，我認為自己專業上很不成功，影響力局限於一個小城市，自然也很有限。但是，電視行業整體來說在社會上還屬寵兒，尤其是主持人，好歹也整天粉墨登場的，又屬於“新聞工作者”，一眼望過去，政界、商界各路精英，展現的都是張張笑臉。在20世紀90年代，我就很清晰地看到這一點，所以，雖然忍不住手癢，鼓搗一些小東西悄悄發表在雜誌報紙上，甚至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散文集《紫色情懷》，但我一直提醒自己，千萬不要落入“女作家”的巢穴。相對於“真像一個作家”和“真不像一個作家”的評價，我傾向於後者。我把這看成一種讚美，證明我基本還像是一個正常人。
至於為什麼在這條歧路上越奔越遠，想想，和客觀原因有很大關聯。2002年到北京後，由於長年濃妝豔抹後在強光下長時間炙烤，彩妝色素都烤化了，浸人毛孔內。又不注意卸妝，經常是節目做完後用粗隨的紙巾一擦，顏色變淡了就好。十年下來（恰恰到北京後），皮膚終於爆發了嚴重的過敏，全臉尤其是眼睛周圍，經常又紅又腫，脫皮潰爛，要多難看有多難看。別說化妝，就連護膚品都不敢擦，實在受不了，抹點兒寶寶霜。如果膽敢化一次妝，眼睛就會腫得半個月睜不開。此種情形時好時壞，差不多持續了兩年，顯然的，粉墨登場做主持人，想做也不可能了。
再有，很是奇怪的，到北京之後，我所有的舊友都聯係不上，新友也沒結交到一個，除了每周見見我哥和我嫂子，確實是，想請人吃個飯都找不著人。所以，客觀上來說，我有了大量無所事事的時間。倒黴催的是，由於租的房子太簡陋，電視機體量小得可憐不說，音量更活似神經病，不是低得似耳語，就是聲震屋瓦、驚天動地，不得已，連看電視取樂的惡習都被迫戒了，至今都沒完全恢複。那麼，每天除了睡懶覺、逛街、看小說……總得幹點兒什麼吧！北京的冬天又是如此寒冷、淒涼。於是，百無聊賴地，寫起了《走向彼岸》。
這麼看來，寫作的動機實在不純，簡直有“逼良為娼”的意味。客觀看來委實如此。但我想談的是自己的主觀感受。到了北京，無所事事中寫起了小說。賄些驚喜地發現，寫作如此令人放鬆。
做主持人的時候，我最深惡痛絕的就是緊張。（請原諒我反複地拿做主持人和寫作相比較，這就像一個女人反複地拿自己的兩個情人相比較，因為她隻見過、了解過這兩個人。一切關於男人的理解和想象都來源於這兩個人。同樣，我全部關於職業的好惡也隻來源於這兩個行業，並自我錯覺為真理）。
我的好友馮霞（她和我同時考上遵義電視台做主持人）當年對我說，最羨慕我的就是我十歲第一次登台就一點兒都不緊張，而她第一次登台卻緊張得連詞兒都忘了。這話讓我奇怪不已。我不緊張嗎？第一次登台的那幾天，吃不下，睡不著，想死的心都有。尤其是開演前，把幕布偷偷掀開一角，看見滿坑滿穀黑壓壓的腦袋，眼前一黑，雙膝發軟，幾乎就想要拔腿飛奔……最後，是被誰推上去的都不知道。
那次演出的感覺糟糕透頂。演出結束後，在場下做觀眾的姐姐又給我帶回來兩個不幸的消息，應證了我的自我感覺糟糕並不是空穴來風：一、由於我臨時借了一身灰色的大擺長裙，裙子的主人比我胖兩個號，裙子都拖到了地上，頭發吹得又硬又高，像個雞冠，臉上的妝也化得鬼斧神工（自己塗抹的）。當主持人介紹我隻有十八歲時，台下觀眾發出轟歎：不像不像！像是二十五……（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去各個學校做演講時，說起我的年紀，台下的觀眾依然發出同樣的驚呼：不像！不像！像是二十五……）。二、每次我出場時，坐她旁邊那個女孩就會麵露嫌惡的神色，說：我最討厭這個女的了，真難看……毫無疑問，我本就脆弱的自尊心遭受嚴重打擊。
當然，每個主持人第一次登台都會有許多毛病，登台多了，漸漸地也就從容自如。就像馮霞，雖然第一次她就讓所有人看到了她的緊張，但幾個月之後，她就從內到外一點兒都不緊張了。而我，第一次沒有特別明顯地被人看到緊張，這種緊張的情緒卻一直如附骨之蛆，至今也未能得到根本克服。
緊張所導致的直接惡果就是失眠。如果第二天有重大活動要主持（其實，活動真的沒有那麼重大），頭一天準保失眠到天亮。好在小地方的重大或不那麼重大的活動都不是很多，所以我還不至於天天失眠。即便如此，睡眠障礙依然困擾著我，苦不堪言。我喜歡的主持人崔永元因為做節目失眠患上抑鬱症，臉腫得像個打青了的茄子，對此我深感理解。如果我也主持他那麼重要的節目，估計抑鬱症比他還嚴重，難說不會主動駕鶴西去。
到了北京後，我的臉過敏了。所以，我心安理得地遠離了電視，再不需要早起，再不需要化妝換華服，再不需要考慮鏡頭前我的表現，我從通宵睡不著變成甜美如嬰兒的安眠。我任性地睡睡睡，像是在乘坐一輛永無盡頭的列車，每天醒來都是十二點過後，最誇張的是有一次，我醒來後已是下午三點過，剛吃過早飯，便看見窗外的天空漸漸地暗下來。
一個嚴重的失眠症患者變成一個饕餮的嗜睡者，僅僅因為，我逃脫電視，選擇了寫作。我在想，如果失眠導致的抑鬱症已經嚴重威脅健康甚至生命，是否該建議崔永元徹底放棄電視選擇隨便寫點兒什麼，畢竟沒有什麼功和利比生命更重要。當然，我這麼說可能是因為我本就是一個小主持人，本來就擁有得不多，放棄起來就相對容易。
總之，天天昏睡的情形維持了一年半左右，那一年半，我覺得把前十年做主持人缺的覺全部補了回來。直到有一天我因為出新書需要拍照，攝影師叮囑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因為睡眠對於拍照效果很重要。我覺得這個提醒甚為多餘，因為我天天都休息得太好了。結果晚上想起需要“好好休息”的叮囑，過去做電視時的感覺猛然湧上心頭，又要化妝了，又要頻繁換衣服了，又要麵對鏡頭了……緊張，緊張在一年半之後再次襲來，完了，我有了到北京之後的第一個不眠之夜。
這之後，失眠又開始冷不丁地造訪，隻要第二天有什麼事，比如，演講、做節目、拍照……需要我“好好休息”，我一定通宵睡不著。後來我不得不吃一種安定，這種藥不能隨便買，甚至醫院不能隨便開（如果把我一年吃的量一次性吃下去，就會出人命案），都是我姐托了熟人在精神病院開的。是否可以說，每當我在拋頭露麵展露光鮮的時候，都是與精神病患者共享一種安慰劑的時候。當然，在沒事的時候，我仍然每天睡到十一二點。所以，最近的這麼些年，我的睡眠被切割成兩級要麼睡不醒，要麼睡不著，好在前者遠遠多於後者。所以，我看起來依然完好，沒有徹底變成精神病。
寫作讓我放鬆，這是第一大好處。隻有一個被情緒緊張充分折磨過的人才知道，精神放鬆有多麼重要。那相當於你一直在跑永無止境的馬拉鬆，突然停下來被專業的健身教練踩鬆了渾身的肌肉後扔進一缸溫度適宜的熱水裏。你舒服得隻想永遠躺下去。然而，對我來說，更重要的還不是放鬆，而是，寫作或做電視的過程中的心態、狀態，或者說，自我感覺。
如果做電視的過程讓我感覺狀態良好，那麼，縱算自已緊張些也無妨，畢竟有成就感。就像崔永元同誌，去做一件全國人民都認為你做得挺好，自己估計也感覺良好的事，身體的困難，就克服吧。偏是，我恨極了自已做電視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