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電視（我所說的電視都是指做主持人），我的心態就像是一個總討不到丈夫歡心的怨婦。愛極、怨極、哀極、傷極……飛蛾撲火一般去投人，去奉獻，去付出，卻樣樣都是錯。最後隻好把自已裝進一層保護膜裏，不去看不去聽不去想，裝冷，裝酷，裝作自己本來就不愛。
現在客觀分析起來，做主持人其實也許是一個偶然和誤會。我的主要天賦並不在做主持人上。除卻寫作，我覺得做一個歌手恐怕比做主持人更適合我一些。我是一個不喜歡規範和束縛的人，喜歡天馬行空，任性妄為，就像我小時候寫字，怎麼都不喜歡把字一個一個規規矩矩地裝在格子裏，總是伸胳膊伸腿的，一不小心就跑出界外。
做主持人，尤其在我們那個年代，在我們那個小地方，就像是非得在一個方格子裏寫字。多大多小，都是規定好的。無論相貌、裝束、音色、音準、表情，甚至語氣、語調、停連、重音都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和模板，你必須把自己全方位改造，盡量往那個標準去靠攏。容不得半分張揚和個性（當然，現在這種千人一麵千人一聲的情形已有極大改觀）。
這種收縮對我而言是極其壓抑和困難的。我從心底裏厭惡那種統一的規範和標準。我也難以做到真正的規範和標準。但我還是一直非常努力地往那個標準和規範上靠，靠又靠得不到位，經常覺得迷失了自己，像是一個大頭傻子。（你知道，對於一個一向自以為聰明的人來說，覺得自己愚蠢，像個傻子，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唯一做到的叛逆與堅持就是不肯剪成新聞主播LOGO式的短發，也不肯穿象征端莊和嚴肅的西服。所以，有些觀眾還記得，我是當時唯一留披肩長發穿時裝的主播。當然，那也是相當不規範的。所以，從根本上說，做主持人，至少是當時那樣的主持人，不是很適合我。
再有，做主持人之初，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過很大傷害。以至於一直都懷疑和否定自己。這才是最致命的。
十八歲誤打誤撞去考主持人，雖說一路暢通，莫名其妙就考上了。但是，有一天我聽見主考的兩個老師談論起這撥主持人，說：“那個汪洋，普通話又不怎麼樣，完全是靠形象上來的。”很奇怪，當時我就坐在旁邊，他們卻視我為無物，既不避諱也不遮掩，赤裸裸給我當頭一棒。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自已的普通話其實是挺差的。因為以前四處聽人讚自已的普通話不錯，還以為是真的，其實離主持人的標準還差了很遠。
然後，就是形象。我想自已普通話不行，那麼形象怎麼著也說得過去吧？占著一樣也行啊。所以，我也是嘴賤，當場強烈要求看看我考試時的錄像（我們考試的最後一關便是錄像）。豈知就是這一看，幾乎釀成了終身的心理陰影。話說錄像帶放進機器了，我滿懷期待，隻見屏幕上跳出一個痊模怪樣的姑娘，臉又圓又腫，就像是被平底鍋狠狠地抽了一下，完全沒有立體感，眼睛眯成一條縫，而且怪相百出，不是翻白眼兒，就是拚命眨，我都沒認出來是誰，直到聽到一個聲音（那聲音也是怪腔怪調，要多難聽有多難聽）說：“我是汪洋”。才驚跳起來：怎麼？莫非這個怪物就是我？天哪！這個怪物居然是我……
我的心猛地抽緊，羞恥感從心底裏泛起來，湧上臉頰，感覺臉燒乎乎的，手腳一時間不像是自己的，往哪裏放都不合適。再看旁邊那位說“那個汪洋，普通話又不怎麼樣，完全是靠形象上來的”的主考官，開始埋怨他的刻薄，現在感覺他真的是寬容，就這副模樣，居然就能叫“靠形象上來的”？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屏幕上看見自己的形象。與我對自己的判斷天差地別。鏡子天天都在照，縱然我也知自己算不得國色天香的大美女，至少也不該慘到此等地步啊：到底是鏡子欺騙了我，還是我的眼睛出了什麼問題……至少，我隱隱明白了一件事：我長得不上相。
不上相，對於一個意欲從事電視節目主持人行業的人來說，幾乎是致命的。當然，客觀來說，一個從來沒有出過圖像的人，第一次上像肯定是漏洞百出，加之化妝、造型都相當拙劣，燈光及錄像設備又如此簡陋，效果委實不可能好到哪兒去。
做了專職主持人之後，天天孜孜不倦地研究化妝、造型、服裝、表情……半年之後，多少就像個樣子了。那時候，出於曆史的原因，遵義的十三個縣市大都隻能收到央視一套和我們台，收視率極高，因而主持人受到的關注度也空前絕後地高。每天都會收到大量的觀眾來信。這些我在前文裏已說過，由於我異常勤奮，通常寫給我一個人的信就超過所有主持人的總和。對於我這個自信心不足的主持人，這些陌生觀眾的來信委實給了我不少的鼓勵和支持，讓我能夠在這條路上一走十年，還不覺得是浪費了台裏的工資，玷汙了觀眾的眼睛。
然而，時至今日，包括我的照片在內，所有見過我的人仍異口同聲，“太不上相”。而我，永遠也無法擺脫第一次看錄像時那種羞恥感與局促感，不是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鼓足極大的勇氣，斷不敢看自己的屏幕形象，聽自已在電視或電台裏的聲音，總是害怕跳出一個自己都不敢認的怪物。
2008～2010年，其間以作家身份也在許多電視台陸續做過一些節目嘉賓，比如北京台、山東衛視、海南衛視等，但這些節目我幾乎一次都沒有看過。就算是給我刻了光碟，也是遠遠地扔在角落裏，不去看不去聽。因為不是專職主持人，便不想再那樣為難自己。
所以，大致可以明白為何我做電視節目會那樣緊張，以至於徹夜失眠，是因為——不自信。這種不自信不是由於經驗不足導致的一時的不自信，而是由於天賦的缺陷，越是努力越是與目標相去甚遠。
過分敏感的神經和過分強烈的羞恥感，是我與生倶來的特質。所以我對自已的評價遠遠低於別人對我的評價，我對自己的要求常常到達嚴苟的地步。其實，對於一個地方台的主持人，觀眾大抵沒有那麼高的要求，從觀眾來信對我的濫美之詞就可以看出，大家對我沒那麼高期望值，而我卻不肯罷休，總希望做得更好一些。
尤其是做重大節目時（我一再強調重大，不是真的有多麼重大，主要指當地的一些活動，比如，春晚，兩節一會，等等，在當地電視台也是許久才輪到一次，而主持的機會亦是傾盡全力才可獲得），每一次我都想傾力投入，讓人驚豔。這樣做的結果是做節目前的一周甚至更長時間，我會用盡各種非人的手段折磨自已，以至於正式演出時已是奄奄一息。為了怕感冒影響嗓音，本無感冒症狀，未雨綢繆地天天跑去醫院打針輸液，生生打啞了嗓子。然後把“金嗓子喉寶”成包地往咽喉裏塞，越吃越說不出話來，最後的結果是演出當天到醫院往咽喉處打封閉，約一尺長的一根銀針從嘴裏伸進去，往咽喉處（俗稱“小舌頭”）上紮，小舌頭腫脹起來，聲音是有了，可咽喉處就像多了個東西咽不下去，演出時不得不像個公雞那樣，伸長了脖子，使勁咽唾沫。
最誇張的一次，為了避免演出當天碰到月經期影響狀態（其實，再影響能影響到哪兒去），不知聽了哪個庸人的建議，跑到醫院打黃體酮，據說可以推遲月經周期（事後才知打這種針有多麼大的毒副作用，簡直嚇死），一打就是一個多星期，然後，無巧不巧的，在演出當日的清晨，我看到底褲上應約而來的一抹紅，眼前絕望地一黑……
服裝造型也是次次錯。生活當中，我大致還算是一個會打扮的人，做正常的節目也都還好。可一到“重大節目”便就亂了方寸。不行啊，我得美，更美一些啊：頭發不能這麼隨便啊，衣服也得更加考究啊（小台沒有職業造型師，全靠自己瞎琢磨），四處逛街買，訂做，頭發扭來絞去，妝麵也不敢自己化，花“大價錢”交給影樓的“職業化妝師”……最後的結果是，站在鏡子前，我不認得自己了。上台後，觀眾和熟人也不認得我了，如果不認得我，變成了大美女也行啊，關鍵是，朋友和熟人們都納悶地問我，“平時看你都好好的，怎麼今天搞成了這個怪樣子”？！當頭一棒，欲哭無淚……
至於說到失眼，那是必須的。每一場重大演出，演出前日定是徹夜失眠。所以每一場的主持都有點像夢遊。
綜上，每一場重大演出，我都循環這樣的過程：演出前折騰、緊張，把自己折磨得九死一生；演出當日，彙聚了所有不佳的狀態，本有五六分的功力隻能擠出一兩分；演出後反複地痛悔，為何會表現得那樣蠢……所以，整個過程都被各種不良的情緒纏裹，身心倶疲。難說愉快。
唯一的安慰，大概是，觀眾對我的要求沒那麼高，所以，總還是有一些讚美的聲音陸續傳來。以至於我非要聽到很多讚美的聲音才敢相信自己做得不是那麼完全糟糕。
張愛玲說，最討厭有的人，又笨，還要努力。我非常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所有的藝術，天賦或者說才華占了絕對的優勢，沒有天賦卻瞎努力，結果隻能是更可笑。我雖然不敢自視為天才，卻也是自作聰明的，崇拜天賦異稟、舉重若輕之人，最瞧不起又笨又努力的人。不幸的是，我做電視偏偏便是如此，天賦不夠，卻又傾盡全力，越是用力過猛，動作越是變形。
每一種藝術，我認為，別人的評價固然重要，但重要不過你內心裏的那杆秤。也就是說，不管外界如何評價，你自已內心有一個標準。以我自已的標準看來，我在遵義十年的專業主持生涯，沒有一次是能令自己真正滿意的（慚愧啊慚愧），到美國之後，有一段時間也頻繁主持過許多活動，真正達到過自己內心標準，讓自己滿意的主持有過三五場，那真是行雲流水一般的歡暢，可遇而不可求，那樣的標準，狂妄一些說，拿來和國內任何女主持人相比，都不會太遜色。
有一場演出，恰逢洛杉磯十八台的台長在場，他是個老美，中文卻絕佳。一場演出下來，他當場拍板要我到十八台做一檔談話節目的專職主持人。雖然後來因為自己的原因沒有前去應聘，但也知自己在美國做主持人一事，非不能為，乃不願為，於我受傷的虛榮心稍有安慰。
還有去1300電台應聘時，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麵對鏡頭脫口說了十分鍾，這十分鍾的含金量，再次狂妄一些說吧，許多成名大牌主持人也很難做到，這個評價不是我做出的，是1300的台長及在場的所有工作人員共同評價的，他們說，港、台、大陸三地，難見這麼有才華的主持人。因而台長亦是當場拍板要我去工作。
總的說來，在美國的主持是比較愉快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在美國就不那麼緊張了。一來當時寫作已薄有虛名，我時刻安慰自己，你是一個作家，主持得好是驚喜，主持得不好也不丟人，因而情緒大大放鬆；二來美國沒有國內那麼多的“標準”和“規範”，沒有那麼多束縛和框框套套，更強調的是你的語言組織能力和對現場的把控能力，這恰是我的長項，自然也就放鬆了。
我在美國有機會而自已放棄了去做專業主持人，想起來，也有一些可惜。這其中有許多複雜的原因，就不去說它了。但是，在美國的主持經曆對我是一種安慰，它讓我知道，隻要給我機會，隻要我放鬆，我是可以達到自己內心的那個標準的。
請原諒我像一個怨婦，絮絮叨叨自相矛盾地談論對電視的情感。既說自己天賦不夠，又說自已隻是機會不夠，否則可以達到最高標準。這麼說吧，我天賦不夠，隻是相對於當時國內那種對主持人僵化的、千人一麵的標準而言，天賦不夠，換作當下，主持一些以內容而不是形式取勝的節目，似乎是夠的；機會不夠，是一定的。主持人需要大舞台。小地方可能會出大作家，卻絕不會出大主持人。而我在做主持人之初，因為許多客觀原因喪失了去大電視台做主持人的機會，那些我在前文裏已反複嘮叨過，不再贅述。因而遺憾是一定的。而我之後反複的自我折騰，也就是所謂的做“無用功”，不是因為我真的瘋了或傻了，而是因為，我反複想用一個正常的平底鍋烙出桌子那麼大一張餅，自然，不是生了就是糊了，怎麼也烙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