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電視，我所投人的情感，確乎像一個癡心女子麵對薄情郎——沒有回應的愛。在長達十二年的時光裏，我幾乎把所有的精力、時間和情感都奉獻給了電視，幾乎無力顧暇其他。許多女人把此種情感投放給一個或幾個男人，她們覺得這是一個女人最該去做的事，我卻不以為然。我想，被一個或幾個男人愛上，會是難事嗎？值得去追求嗎？當然，現在我不這麼自以為是了。被一個或幾個男人愛上確實不難，要讓這個男人持續地永久地愛你，卻非易事，那需要你付出同等的精力和情感，還不一定能夠辦到。
無論如何，我對電視，雖然愛得笨拙、愚蠢、傻氣，愛得用力過猛，處處是錯，然而，這樣笨拙的愛也許更接近愛的本質。太聰明的愛未免流於膚淺和油滑。我想，在年輕的時候，傾心愛上一件事情，並傾盡全力，在有限的條件下盡力綻放自己的光和熱，展現自己的青春和光彩。有多少人看到過，不知道，有多少人會記得，更不知曉。（曾經，我被譽為遵義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主持人，幾乎家喻戶曉。十年過後，我走在遵義的大街上，已經很少有人認得。再過些年，因為我的節目而記住我的人會逐漸地將我淡忘，直至蹤影全無，這是一定的。）但是，我盡心竭力地舞動過，曾經存在過。僅此而已。
說到電視，我苦大仇深，自怨自艾，忽而妄自尊大，忽而妄自菲薄，就是不能有一個客觀準確的評價——典型的怨婦心態。說到寫作，立即就撥雲見日，陽光燦爛。迄今為止，全是愉快和美好。相對於做電視的處處錯，寫作幾乎步步驚喜。
前麵說了，我主持節目之所以令自己十分不滿，有一個重大原因就是，狀態不佳。狀態，提起這個詞語便深惡痛絕。因為擔心狀態不佳，便會采取各種手段來杜絕任何可能導致狀態不佳的情況發生，因而緊張，因而會采用各種匪夷所思的非人手段來折磨自己，因而每一次重大活動都狀態不佳，狀態不佳的程度與活動的重大程度成正比。
偏巧活動是那樣的一種東西，它是所有元素的總和，主持人隻是其中一環，絕沒有任何節目會因為主持人狀態佳或不佳而選擇演或不演，就像士兵打仗，節目開演了，你爬也得爬上舞台去。現在我明白了，當時才二十幾歲的我，正常情況下都不至於狀態不佳，隻要不瞎折騰，精力都很旺盛，腦子都很靈活。偏巧每一次重大活動時，由於重視過度，因而狀態都不佳。
而寫作恰恰相反。首先，我心態上相當放鬆。在北京寫作的日子，我從沒有把自己當作是一個作家，更沒有成名成家的奢望，處於無所求狀態。其次，寫作的時間完全可以自己調節，感覺自己狀態不佳，可以一字不寫，感覺狀態好，一天也可以寫一萬字。也就是說，我整個的寫作狀態，都是自己的最佳的狀態。
在前文裏，我曾用比較抒情的文字描摹過這種狀態，估計讀者已經看過了。為了表示強調，我再重複一遍。
“我浸泡在文字裏，猶如回歸母體，浸泡在溫暖和煦的羊水當中。水波溫柔而恒久地激蕩著，拍打著我的身體，衝刷著我的憾恨，慰藉著我的靈魂。我肆意地伸展著四肢，舒憩的，鬆弛的，懶洋洋的。十二年的疲憊與倦累，十二年的創痛與傷痕，都在溫暖的汁液裏一寸寸得以撫平，一點點得以愈合。
醒了就寫，累了就睡。空寂寥落的冬夜，狂風在樓群間穿梭，發出尖銳恐怖的呼嘯聲，我卻睡得前所未有地安穩和踏實，睡得溫柔而甜美。
我在寫作中療傷，我在寫作中釋放，我在寫作中奔跑和舞蹈。
一個習慣了被人群簇擁的人，一個每天穿紅著綠、粉墨登場的人，為什麼可以遠離一切的繁華與喧囂，徹底地安靜下來，選擇寫作這樣一項看起來最為清苦寂寞的工作？這個問題，我長久地被記者問道。
他們不知道，我的身體雖禁錮在一方小天地裏，我的心靈卻前所未有地自由和奔放！每天每天，在文字的浪尖上跳舞，我感覺自己靈動嫵媚，清新飄逸，仿佛有一個新的自我從舊我裏飛出！”
這段描寫，至今認為還是比較貼切。如果參照我關於做電視的狀態，便可得知，寫作的這種自如狀態對我來說有多麼難得，可以說，在做電視裏苦苦尋求而終未可得的狀態，在寫作裏輕而易舉地就實現了。做電視，我總是不甘心：機會不好（舞台不夠大），自己的狀態不好（總是在最差狀態裏上場），客觀條件不好（燈光、音響、攝像等部門配合不好，圖像效果難令人滿意），這些因素組合在一起，便是失敗的典範。因而我時時處於抱怨與悔恨之中。
而寫作，一切盡在你的掌握之中，你再也沒有任何的理由去抱怨，如果寫得不好，隻怪自己功力不夠，也就甘心。
正是寫作當中這種酣暢淋漓的快感，使我對寫作一事流連忘返。至於結果，並無奢望。事實上，如果做一件事能讓你的身心獲得如此大的滿足和愉悅，結果並不十分重要。
我寫一些文字，自己在過程中獲得享受，如果事情就到此為止，恐怕就不會越陷越深。偏巧是，《走向彼岸》和《暗香》出版之後，取得了一些虛浮的成就。我知道這句話說出來可能要遭打，還是要說一遍：“在新華書店的全國暢銷書總榜裏，《走向彼岸》排名第十一，前麵是莫言，後麵是王蒙。”
強調這個的意思，不僅是為了虛榮，而是想說明，我被這個巨大的驚喜轟暈了頭腦。莫非我真的已經取得了與這些大師並肩的資格？這有點像天方夜譚。事實上，後來我已經明白，第一，《走向彼岸》當時所取得的一些小成就，可能和題材本身有關，並不一定完全是寫作者的功勞；第二，暢銷也並不代表寫得好，一本小暢銷書與一本好的文學作品之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在當時，我不明白這些。盡管將信將疑，還是有些相信了自己的才華。現在，我看到剛剛開始寫作的朋友，他們的第一部作品由於各種原因可能得以順利出版，又聽到幾句恭維或讚美，此時是自我感覺最好的時候，以為自己果真是天才，以為自己的作品果真就能攝人心魄，或流芳百世。要過很久，他們才知道，出版這樣的一本小書和當一個作家之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是每個人都能當張愛玲。就像我現在，已經出版了第八本書，才恍然發現自己的寫作才剛剛起步，前麵隻能算是鋪墊和練筆。所以，看到這樣的一些作者，我就像看到當初的自己，不知是該鼓勵他還是提醒他，或許都不需要，在這條路上走得久了，他漸漸自已就明白了。
曾經看到麥家的一句話：“所謂天賦，就是一件事別人做起來很困難，而你感覺到很容易。”所以，一個完全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憑借本能寫出了長篇，還能在國家級出版社出版，不管是偶然還是幸運，說明作者還是有天賦的。相對於做電視的辛苦吃力不討好，我在寫作上的天賦無疑是要好一些。隻是，天賦和要成為真正的作家，尚有不短的距離。
那時候，我確實還是不願就此淪落為“女作家”，但是，關於寫作的野心暗暗湧起，那就是，傾盡全力，寫出一部自已認為更好的文學作品。這就像任何的手工藝人，如果他尚有潛力，總希望在工藝上精益求精，以臻完美。所以，2006年，我用了四個月的時間全速奔跑，寫出了長篇小說《在疼痛中奔跑》。
這大概算是我比較自覺的一次寫作，不像從前的幾本書，都是百無聊賴下的產物。這四個月，我寫了三十萬字，刪了十萬字，又添進十萬字，整個人完全處於極度的亢奮狀態。為了抵禦寫作的枯燥寂寞感，我特意選擇去咖啡館寫作，以顯得自已輕鬆隨意。為此我的視力嚴重下降，頸椎落下了永久性酸軟疼痛。
這部作品，在當時的自己看來，相當地滿意。以至於文稿打印出來後，伸手去撫摸麵上的文字，竟有心尖發顫的感覺。我想說明，對於我自己的文字，在寫作當時都是比較滿意的。這份自信對於我這樣糾結擰巴的人而言，相當難得。不像做電視，每一期節目總能自己挑出許多毛病，批判得一無是處，非得要別人無止境的讚美，才相信並不是全無可取之處。
前麵我說過，每個做藝術的人，在自己的內心都有一個標準，別人的評價是一回事，自己內心對自己的認可更加重要。達到自己當時設定的標準，然後標準逐步提高。每一次寫作我都能達到自己當時所設定的標準，因而終於不再感覺自己是個大頭傻子。這對於我長期被電視所壓抑的自信心是個極好的安慰。
《在疼痛中奔跑》出版之後，果然收到一些好評，並獲得第三屆“中國女性文學獎”（這是我心儀已久的獎項）、美國國會“傑出華人作家獎”、貴州省“烏江文學獎”等。我也由此加人了中國作家協會。
這個時候，我在想，是否是時候該慎重考慮一下寫作這件事了。也就是說，我是否該接受自己已經或正在成為“作家”這回事了。
前麵說過，在別人說我“真像一個作家”和“真不像一個作家”之間，我傾向於後者，因為那會使我覺得自己在別人眼裏還算像個正常人。其實，真正的原因是，“作家”不管在別人眼裏是何等形象，在我心裏還是有著神聖的意味。我一直認為自己隻能算是一個業餘作者，離作家的稱號還相去甚遠。
在北京的那些年，2002～2006年，我經常在思謀，自已到底算是幹什麼的？作家——（業餘），主持人——（曾經），老板——（甩手掌櫃），太太——（空房）。一個人躺在床上這樣想著，不禁要樂出聲來：怎麼這樣不三不四、十三不靠。哈哈。
我是說，2006年以前，一直不知如何介紹自己的身份，每當別人問到自己是幹什麼的，總是張口結舌，答不上來。而在加人了中國作協之後，當別人介紹我是一個作家的時候，那種“山寨版”的心虛感減輕了，我輕輕抿起嘴，明顯有認了的意思。
我想，對我這種缺乏長性的人而言，一件事幹了這麼多年，還沒有幹煩，還有興趣，還有提升的空間，恐怕纖一直幹下去。我終於確認，我的天賦和才華都在寫作上，寫作才是我的最終信仰，是我需要窮盡一生去做的事。
回想我這二十年的職業生涯（如果寫作也算是一種職業），前十年交付給電視，後十年情傾寫作，不管是對電視的糾結擰巴，還是對寫作的意外驚喜，我驚異地發現，我竟然一直在幹著自己所喜歡的事。這實在是太過奢侈的一件事，也是我為之自豪和感恩的一件事。而不管是對電視還是寫作，我都盡心竭力愛過，全身心投人過、奉獻過、付出過、哭過、笑過、苦痛過、掙紮過，不管結局如何，總也算對得起自己，在這寒冷的人世間，每當想到有寫作終生相伴，內心總是溫暖而堅定。
愛我所愛，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