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瓶頸”在於，我無法去表達從前的世界，因為它變樣了；我試圖去表達現在看到的世界，但太混亂、太扭曲、太驚駭，一時之間，我還不能找到合適的方式去詮釋它。
經商是一種“試錯”，做電視，從某種意義上說，亦如是。在長達十幾年的光陰裏，我七扭八拐，終於確認，自己的天賦和才華都在寫作上。雖然，寫作仍然不是一份主流的、值得人羨慕、能為人帶來巨大聲望和利益的工作。可是，什麼也阻擋不住你從內心裏湧出的熱愛。就像織女碰上牛郎，甘願從仙境來到凡間，洗衣做飯，織布種田。於是，從那個時候起，我終於對自己“作家”的身份不再排斥，也不再懷疑。豈知，也就從那個時候起，我的寫作從順風順水陷人了“瓶頸”的泥淖。正如我在《爬進魯院的蝸牛》一文裏所說的：自從我決意當一名作家以來，我就沒寫出過一個像樣的字。
說是寫不出來，倒不是絕對的。而是，對自己寫出的文字不滿意。自己內心的那個標準，已經悄悄提升了刻度，而我的寫作實力還並沒有追上。
2006～2010年，整整四年。從地理意義上講，我從北京遷徙到美國，又從美國跑回北京，來回折返；從寫作上講，沒有出版過一本文學意義上的文字。這期間，出版過《永不放棄自己》，由於營銷等多方麵的原因，確實上了2009年度開卷暢銷書排行榜，現在出版公司願意重新出版，說明還有一定的市場價值。但從文學角度，我想它算不上是高明的作品。另一本女性讀物《幸福製造》，完全是一本浪費作者時間、浪費出版社出版資源、浪費讀者金錢和時間的小書，是我出版的八本書裏最失敗的作品，基本上可忽略不計。
總的說來，這四年，沒有寫出我心裏的文字。
這四年，不是因為寫作資源枯竭，恰是前所未有的豐富、精彩或者說驚險，迷人而有趣，讓我時時因為新的發現而驚異得喘不過氣來。
對於一個作家，如果你眼前的世界沒有任何新意可言，一切都司空見慣，熟視無睹，恐怕就再難激起創作的衝動，再寫也是陳詞濫調。在波伏娃的自傳裏，我看到，薩特在年輕時曾為了獲得新的發現和體驗，主動去注射一種針劑叫麥斯卡靈。這種針劑會在三天之內讓你眼前熟悉的世界變形，變得扭曲而荒誕，大體說來，就和瘋子看到的世界差不多。三天之後，藥效消失，一切恢複正常。於是，針劑注射之後，薩特看到每個人的臉上都爬著甲殼蟲，每個人的包包上都匍匐著毒蠍子，天空昏暗，滿世界都是毒蠍子、蝦兵蟹將……
奇怪的是，一周之後，這個奇異的世界並未消失，薩特依然處於癲狂狀態，醫生非常驚異，說，針劑的藥效絕不會超過一周。然而，非但一周，此後一兩年，薩特一直被他想象世界的甲殼蟲、毒蠍子所追趕，終日處於驚慌恐嚇之中，逃無可逃，他自我判決為：患上慢性幻覺精神錯亂症。
有點香豔的是，波伏娃的學生，亦是她的曖昧女友奧爾加在薩特“病重期間”，經常去陪伴他，隻要這位美女在前，據薩特自己稱，所有的蝦兵蟹將都逃將開去，再也奈何他不得。總之這大約便是“三重奏”的序曲，此後薩特、波伏娃、奧爾加三人越絞越緊，波伏娃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出無所謂的超脫，世人也都以為波伏娃縱容薩特有情人，並傳為佳話，豈知在小說《女賓》裏，波伏娃把奧爾加為原型創作的人物毫不客氣地殺死，我認為，這個結局才是波伏娃真實的內心反映。
總之，一劑麥斯卡靈讓薩特數年陷人精神危機，並引發新的戀愛模式，讓波伏娃始料未及，也讓醫生大惑不解。我猜想，一種可能是薩特的神經構造本來就與常人不同（據科學分析，天才與瘋子一樣，都是基因排列組合錯誤的），幻覺一經引發就難以正常消除。更大可能，這個天才隻是在和世人包括與他的愛人開玩笑，就像有些人借酒裝瘋，而當最後他確實因此嚐到了甜頭——名正言順讓波伏娃接受與奧爾加的“三重奏”，就不知是否出於他的精心設計了。
我想說的重點是，天才如薩特這等作家，為了產生幻覺，不惜注射針劑來讓自己精神錯亂，讓眼前熟悉的世界變形，這種針劑的副作用我不知曉，但想必不會是對身體健康有益的。而薩特們肯以犧牲身體健康為代價，主動去注射以致使自己精神錯亂，隻因為，作家很需要看到世界不同的麵貌（哪怕僅僅出於幻覺），作家最怕的就是生活一潭死水。所以，如果生活的平淡不可避免，便不惜采取非常手段來使世界變形。
而我，很幸運也很不幸的是，無須借助藥物或針劑，在這四年當中，我眼前的世界突然翻了個個兒，世界呈現出我從未見過的麵貌。原本熟悉的完整的世界，被撕成一條一條的，混亂、扭曲、無序，幾乎完全被顛覆。突然之間，一切都變了，人和自已的關係，人和異性的關係，人和世界的關係……全部都不是從前我所理解的樣子。
對於作家的我，本能地感受到嗜血般的興奮和刺激，作為自然人的我，卻感覺到驚恐、無助、害怕。這種扭曲和顛覆，對於寫作是有意義的，對於我的人生，目前還不知是禍是福。但毫無疑問，它使我的生活無可避免地偏離了從前的自以為正確平坦的康莊大道，在一條旁逸斜出的小道上越行越遠。
所以，我的“瓶頸”在於，我無法去表達從前的世界，因為它變樣了；我試圖去表達現在看到的世界，但太混亂、太扭曲、太驚駭，一時之間，我還不能找到合適的方式去詮釋它。
就在這個時候，我走進魯院。
魯院“花瓶”
2010年初秋的那個上午，由於得到的消息晚了，我緊趕慢趕趕到魯院，開學典禮已宣告結束。接下來是拍大合照。
領導、老師、同學……站了滿院子。望著滿眼的人群，我突然感覺一陣局促，猛然意識到，我已經將近十年沒有加人過集體。那種陌生和突兀感，令我一時間手足無措。同學們都自覺地站隊，找位置，我卻呆立一旁，窘迫無助。直到最後關頭，不知被誰推進隊伍，斜斜地掛在最邊上的角落，以至於魯十四的博客上、合影裏都找不到我（站得太靠邊，被剪切出去了）。
孰知那一天，我把同學們都結結實實地嚇了好大一跳。那天我穿了一條玫粉色的吊帶裙，用料不算太節省，但也在膝蓋之上，化了個稀裏糊塗的妝。這對於我，就是一個最平常不過的裝束了。但看在同學眼裏，卻著實令人驚駭。同學張毅靜寫了一篇文章描述我：“……天哪！這是作家嗎？！”
就是從那天起，我已經牢固樹立了在同學們眼中和心裏的“花瓶”形象。
起初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我過去的圈子裏，打扮是必不可少的功課。不管你願意承認還是不願意，每天你的形象出現在屏幕上，接受著成千上萬觀眾目光的檢驗，穿錯了衣服化錯了妝，自己都會無地自容。記得十八歲人行，在一則關於對節目主持人的要求裏，有一條：在人群裏必須一眼就能看到你。這就要求你打扮不可太中庸，必須亮麗、奪目。所以，在我們那個圈子裏，大家聚在一起探討如何化妝，如何穿衣，完全屬於業務探討的範疇。就算是台長在旁，也敢理直氣壯地化妝，這也屬於業務操練。
而我，是一個最勤奮最認真的員工。每天孜孜不倦地研習如何化妝，如何穿衣，如何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既缺錢又缺好衣服）盡量穿出格調，穿出個性。那幾年，用了多少時間和精力琢磨與實踐穿衣打扮之事，也得不出一個具體的量化指標，隨意估算一下，估計寫出幾部長篇不成問題。實話說，化妝打扮也是需要天賦和努力的，否則那麼多化妝師、造型師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而我，天賦不敢說，勤奮是有的，所以在我們電視台，對我有一種評價——算是最愛打扮也最會打扮的主持人。我也對此頗為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