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形象如此重要，那麼，在主持人彙聚的圈子裏，不自覺就會暗中甚至明裏比較，誰更亮麗，誰更出位。誰要是長了一張大臉，就像是犯了罪。當然，穿錯了衣服化錯了妝，也是非常沒品位的行為。
到了北京之後，事實上我已經不是主持人了，我是作家一天天坐在家裏。穿衣打扮對我已經失去了意義。但是，買衣服的習慣並未改正。而且，由於手裏可支配的錢多了，地方大了，購物的選擇也多了，衣服反而越買越多。隻是，這些衣服買回都沒有穿出去的場合，往衣櫃裏一扔，依然是一襲睡衣加身。有閨密困惑地對我說：你是買衣服的時間比穿衣服的時間多，美豔華服堆了滿櫃，從不見天日，幾套睡衣倒是穿得破破爛爛。
在魯院的四個月，是我漫長的十年中，唯一一次有天天見人需要的機會，也就是說，這是我唯一一次可以展現一下我那些“養在深閨人未識”的華服的機會。等於是說，你把十年的積蓄放在四個月裏集中揮霍。所以，正如同學們說的，我“一天三套，四個月不重樣”，這多少有點誇張，我不可能每天都有三次見同學的機會，但是，不誇張地說，同學們每一次見到我，基本上都是不同的衣服。其實，這也僅僅展現了我滿櫃衣服的一小部分。
這樣穿紅著綠，滿世界招搖的作家著實把同學們嚇壞了。在魯院的日子裏，每天都會聽到同學讚賞我的衣服，讚賞我那自己並不滿意的容貌。開始確實頗為自得。說是虛榮也好，說是職業習慣也罷，對女人而言，被人讚賞外貌總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再何況，自己已經逼近了四十歲高齡，有資格被視為“花瓶”的日子也不是很多了。
得意了兩個多月，有一天終於感覺不對勁，來了魯院那麼長時間，每天都聽到有人用極其誇張的語言讚美我的衣服，卻從沒有聽到任何人對我的任何一部作品有任何一句評價。在魯院，大家都是作家，談論的是寫作，比的也都是寫作，因此總能聽到大家議論某某的作品很好、不錯雲雲，在一些場合，也會相互誇讚或向別人推薦幾句。然而，對於我的寫作，所有人均選擇了沉默。哪怕是敷衍的、客套的、虛偽的、應酬的評價，也一句沒聽到過。
饒是我再虛榮，再淡定，心裏也不禁泛起了嘀咕。有一天忍不住就此疑問請教了一位同學一這位同學以寬容公正的大哥麵目著稱，該同學誇張怪叫：你太貪心了吧！你既要別人誇你長得好，還要別人誇你寫得好！
宛如當頭一棒！來到魯院學習，我是一個作家。不是主持人，不是來比衣服的。我當然貪心，當然希望別人誇我長得好，又誇我寫得好，但是，如果二者隻能擇其一，我選擇後者。此後，我抱著戲謔的心態，看看在魯院讀到底，會不會有哪怕是一個人對我的作品做出哪怕一句正麵的評價，不管是老師、同學甚至清潔工。然而，四個月讀完了，果然，老師同學依然保持高度一致，惜言如金，一句評論沒有。直到結業典禮上，碰到中國作協的一位女書記，她金口一開，說：你那篇《爬進魯院的蝸牛》（畢業作品，發表在《作家通訊》上）寫得不錯。我倒疑惑了：此話當真？
在魯院的日子，我的寫作遭遇了全麵的、徹底的否定，甚至連否定的資格都沒得到，而是，等同於無物一別人連一句否決的話都懶得說。
我陷人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懷疑與否定之中。
我真的會寫作嗎？我的寫作真的是有價值的嗎？
從十六歲第一次把文字變成鉛字以來，二十年過去了。盡管我並不曾想做一名職業作家，也不想以作家的麵目出現在世人麵前，但是，對於自已的寫作能力，一直是有自信的。我說過，麵對自己的電視節目，一直無端地感覺緊張和局促，總覺得拿不出手，見不得人。而我的文字，哪怕是交到大評論家或者大作家麵前，也不覺得過分難堪。
當然，寫作之初，如果在寫作上遭遇到什麼打擊，比如說有人把我的文字貶得一塌糊塗，甚至說我根本就不是寫作這塊料，我也不會在乎，更不會受傷——這和咬牙切齒要做優秀節目主持人不一樣，我從來沒把當作家作為寫作的目標。大不了，我不寫，或者，寫了自己鎖進抽屜裏，沒什麼大不了的。
但是，在我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心理準備接受批評和質疑時，我卻遭到一連串的謬讚，如何個謬讚法，前麵大體也都炫耀過了，這裏不再贅述。這漸漸讓我相信，我確實是可以幹這個的。從藝術層麵，也獲得過全國獎——第三屆中國女性文學獎，從市場層麵，單行本也發行了五萬多冊，用一個搞出版的朋友的話來說，當下純文學作品起印能達到三萬冊的作家不超過一百名。所以，來到魯院，雖然處於“瓶頸”時期，對自己之前的創作卻仍抱有自信。
萬沒料到，敗得這樣慘。慘得都沒有一個人把你當成是作家。而班上四五十個同學，似乎個個都比我“像作家”。
與其說不忿，不如說委屈，甚至有嚴重上當受騙的感覺。為什麼早點沒有人對我當頭棒喝？為什麼騙著哄著，讓我真的以為自已是寫作的天才，以為寫作真的愛我甚過我愛她，待把我從康莊大道拉上寫作這條賊船，才來告訴我，其實，你根本就不是這塊材料！讓你繼續往邪路上狂奔也不是，跳船也不是。
現在，事隔三年，看過《洋嫁》的同學已經徹底扭轉了對我的誤解，有幾位同學甚至自發撰寫了評論，給予了近乎奢侈的讚美和肯定。這些後麵會講。他們回憶起我的當年，都覺得我過多地展示了其他方麵的才華，除去打扮得驚悚駭人外，乒乓球打得過分好了些（班上的女同學大多數平生未摸過乒乓球拍，我初中時在水泥球台上練就的幾下三腳貓功夫竟也顯山露水，被譽為大有專業之風）。還有，班上的開學典禮及結業典禮，我都擔綱主持人，當然，這本就是我的專業，再加上到美國練了一些脫口秀的功夫，被施院長稱為是“史上最好的主持人”，這個，倒也不覺得是讚美過分——如果做了十年專業主持人，還比不上從來就在家寫作的作家，也太對不起那份工資了。
總之，我過度展現了自己的方方麵麵，就是未能讓人關注到自己最核心的價值——寫作。這無疑是大大的失敗。說是誤解，也是有的，但是，確實也起到了警醒的作用，讓我從盲目樂觀的情狀下清醒過來，審視自己以前寫作的諸多缺陷與不足。其實，陷入“瓶頸”本身便是意識到自己寫作不足的體現。魯院強化和加速了我對自己的批判和否定，我在《爬進魯院的蝸牛》一文中所說的“崩塌”，便是這個意思。
結業的時候，每個同學需要交一篇散文，這之前我看過許多學員發表在《作家通訊》或者其他刊物上的作品，對魯院給予了深情的謳歌與讚美。我不願過於拔高魯院的作用，畢竟，寫作是個人的事，一切都發生在你內心，沒有人可能真正教會你寫作，但是，我想，魯院的學習結束了，我的“瓶頸”期也結束了，我要開始新的寫作了。這就是魯院所給予我的。去寫——這便是對魯院最樸實無華卻又至高無上的讚美。
在這裏，附上我的結業小文《爬進魯院的蝸牛》，算是對我魯院生涯的一個小結。
爬進魯院的蝸牛
一
真該找一個地方安置我的身體和靈魂了。
這兩年，無時無刻不被濃重的鄉愁縈繞。它衝淡和取代了流浪帶來的新鮮奇幻浪漫。不僅因為文學，撥開文學這層冠冕堂皇的外衣，或許會現出汁液飽滿血肉鮮活的內裏，那更接近真相。但是，形式上，我的行蹤是以寫作為軸心。寫作安排了我的日程，頻繁更迭，此地到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