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年回到貴州，見到一個十年未見的老朋友。他詩異地盯著我左看右看，說：“其實，你真的挺漂亮的！”我大笑：“拜托！你又不是第一天認識我，都認識十幾年了，麻將都不知打過多少場，今天才發現我漂亮！”他說：“以前，真沒有覺得！”我也不由得摸摸臉，暗自尋思：莫非小汪同學果真返老還童……
如此，此種自以為年輕的狀態持續到2011年，渾不知“中年危機”這麼庸俗的詞彙會落在我的頭上。
這種危機並非僅是外貌上的。如果僅是那樣，不值一提。這種危機是全方位的，倏忽而至。幾乎是生活的一次裂變，仿佛是一個人行走在聊齋的幻景裏，美輪美奐，突然間一腳踏空，一跤跌回地麵，舉目望去，良辰美景俱失，眼前隻有黑暗、清冷、肅殺，陰森森，慘茫茫……
這麼說吧，仿佛多米諾骨牌，輕輕碰倒一塊，稀裏嘩啦，全盤傾倒。
應該說，因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在手忙腳亂中，我突然迎來了自己四十歲的生日，在那一刻，我突然強烈意識到自己已“人到中年”，意識到幾乎滅頂的危機。
誠然，我這麼說有些誇張。無論是多大的打擊，應該都不會大過我生命中兩次最大的打擊（是什麼打擊，看過或正在看這本書的讀者自會知曉）。然而，不同的是，那時的危機發生時，我自己還比較年輕，年輕總意味著希望。而這一次，危機如果真的發生，如果我不能及時挽回敗局，那麼，將意味著我一敗塗地，且無翻身的可能。
那一年多以來，那一番複雜的心境，真如一個作家所說：水裏浸三次，火上烤三次。我想，總有一天，我會巧妙地把這一切說出來，但不是現在，更不會是以這樣直白的方式。
2011年的秋天，我正全心全意埋首於《洋嫁》的修改，我預感到這將是我目前為止最滿意也最重要的作品。對於當時的我，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這時，一個聲音飄過來，對我說：你該去幹點兒別的。
當時我沒有在意，隻是不耐煩地說：“我在修改《洋嫁》呢！”這理由相當理直氣壯。好比一個即將參加高考的學生對他的父母說：我在複習功課呢！一般說來，不管是需要孩子去做什麼，此時父母都會閉緊嘴，乖乖走開。
然而，這個聲音不折不撓，持續耳語，我才愕然住嘴，茫然地從書堆裏探出身來，對身外的世界打望了一眼，此刻，一切平靜如常。然而，我嗅到了一種陌生而危險的氣息，就像是原本飽滿完整的生活被悄然捅開了一個小洞，安穩平靜的狀態遭受破壞，如果洞越來越大，很有可能，便會全麵崩盤。
這讓我想起十七歲上高三時，原本一切的準備和努力都是為了一年後的高考。結果，父親轟然病倒，家裏陷人一派兵荒馬亂。在這之前，家人對我所有的要求隻是“好好讀書，考上好大學”，如今，卻已懂得：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高考書，這是奢侈的，不現實的。你應該去幹點兒別的，做飯，送飯，護理父親，甚至……掙錢補貼家用，養活自己……總之，無緣再當一個好學生。
十年寒窗苦讀，鋪就了一條筆直的康莊大道，卻在最後關頭轉了向，功虧一簣，稀裏嘩啦。以至於我沒有踏進高考的考場，以至於我十八歲便踏進成人世界，永遠失去了與同齡人一起成長的機會。人生的缺失無法彌補，我一直像一個失學兒童，苦苦掙紮著自助求學，讀了電大，又進北京廣播學院，卻始終感覺自已是“山寨版”，在簡曆裏，始終無法理直氣壯地填上“大學”……
二十年之後，情形何等相似。十年一覺文學夢。整整十年，我的生活中隻剩下一件事：文學。一切都以文學為軸心。卻就在剛剛結束漫長的“瓶頸”期，剛剛寫出《洋嫁》的初稿，剛剛感覺接近達到自己心裏的那個標準，即將到達目標，品嚐成功喜悅的緊要關頭，被告知：你該去幹點兒別的。
就在這個時候，我對自己的生活不得已重新作了一番打量，這才發現，自己在文學的路上已奔得太遠，浸淫太深，以至於離現實的人生越來越遠，遠得積重難返。就像我在《洋嫁》的後記中所言：在文學上我一無所成，然而，除了文學，我一無所有。
多麼可怕，除了文學一無所有。可是，文學，可以為我帶來什麼呢？多年以前，我就清晰地知道，文學和名利不沾邊，寫作是世界上風險最大的行業。所以我一直把寫作置於“情人的位置”，隻是一種興趣，一種理想，一種生活的插曲和補充。然而，它到底一點一點蠶食，並最終占據了我全部的生活，以至於我不得不問，文學到底可以為我帶來什麼？
古人說，玩物喪誌。這麼些年，我就像古書裏的俠客，閉關修煉，離群索居，自以為在修煉著高深的武功，在做著一件偉大而正確的事情。然而，你把這樣的一位俠客突然放進現實俗世，讓他去應付柴米油鹽、人間煙火，你讓他情何以堪？
就在這種手忙腳亂當中，我迎來了我的四十歲。
孔子說：四十不惑。人到四十，知道自己能力的極限，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是為不惑。
然而，我到了四十歲，才突然發現，自己不但沒有不惑，反而大惑而特惑。
在這之前，我肯定以為自己在幹著一件正確的有意義的事情，如果不是這樣，我不會在2008年寫出《永不放棄自己》。而就在我的四十歲，我卻不禁再次問自己：寫作是有意義的嗎？我的寫作是有意義的嗎？
任何人在自已四十歲的時候，對自己的人生抉擇做出如此的質疑和追問，恐怕都是一件極其難堪和絕望的事。
我有一個舅舅，在我母親普遍以高智商取勝的家族裏，是一個另類。當他讀到小學三年級時，便堅決要求輟學。他發誓說：自己喜歡種地，自己就是要一輩子當農民。如何打他罵他，也初衷不改。所以，當他的哥哥姐姐，也就是我的母親和大舅去學校讀書時，他天天在家種地養豬。到年終把豬賣了，我母親和大舅一人一半，把賣豬的錢包在手帕裏，毫不客氣地繼續上學去了，一分錢也沒給辛苦喂了一年豬的三舅留，他仍然一張臉笑得稀爛，揮手作別後，繼續勤勤懇懇喂豬種地，毫無怨言。
後來，我母親一家五兄妹，四個都讀了書，進了城，過上了農村人夢寐以求的好日子，三舅仍在家當農民。我最佩服他的是，他從沒有過攀比和悔恨，一直到去世，他都堅定地認定，當初是自己選擇了不讀書，自已就是喜歡一輩子當農民。這就是他一輩子該幹的事兒，這就是他的理想。
我非常佩服三舅，起碼在他四十歲的時候，他不會困惑，不會追問自己：我為何要當農民？當農民是有價值和意義的嗎？我是否該有別的選擇？
在這一點上，我不如三舅境界高。我在自己的四十歲，對自已的整個人生價值都產生了懷疑。
寫作是有價值和意義的嗎？我的寫作是有價值和意義的嗎？我為寫作付出了如此之多，以至於放棄了大多數人眼中的成功和幸福，差不多搞垮了現實的人生，我的收獲是什麼？
很明顯，寫作帶不來功名利祿，帶不來俗世人生的安穩和富足，我早說過，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銀行存款大概還比不了縣城裏一個地產暴發戶。如此僅止於此，我還不至於後悔。畢竟，這是自己一直就知道的後果。在做一個有價值的作家和一個家財萬貫的暴發戶之間，我願意選擇前者。
但是，最讓我困惑的是，在寫作的道路上漸行漸遠，似乎也意味著和現實俗世的幸福和快樂越來越遠？
不僅是離群索居的孤單，不僅是電腦前一坐數小時的枯燥，不僅是陷人“瓶頸”的掙紮迷茫……不僅是這些，雖然這些也夠讓人難以忍受的。有一次在美國，席間介紹我是“作家”，一位女士瞪大了眼睛，問：“作家？就是每天都坐在電腦前不斷地敲字嗎？”我說是，她想了想，臉上漸漸顯出恐怖的神色，抱緊雙肩打了個寒戰，嘴裏嘀咕著：“哎呀，那樣好可怕……”腳下一溜碎步急急逃開，就像是急急躲避一場瘟疫。看起來，作家整日坐在電腦前敲字的形象嚇壞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