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說到底，工作狀態或工作形象畢竟是作家自己的事，隻要作家自己不覺得苦，也就無所謂。作家之所以不討人喜歡，絕不是因為工作形式的單調枯燥，科學家也整日埋首一隅，沒聽說有人不喜歡科學家，作家的討厭之處在於，寫出的東西太不招人待見了。
我這裏所說的不招人待見，並不是指藝術水準，也許恰恰相反，水準低的時候，寫些風花雪月，說些正確優美的廢話，可能是很招人喜歡的，尤其當這個作者還有幾分姿色時。寫作是女性魅力的一種裝飾。然而，隨著寫作的日漸深人，便不會去對生活歌功頌德，溜須拍馬，就會去打榜生活中那些苦濕的、沉重的、陰暗的部分，筆調就不會滿足於溫吞綿軟，自然會變得尖銳。可能，就會得罪或刺傷很多人。
2006年出版《在疼痛中奔跑》時，我就已遭遇過一次這樣的圍剿。到目前為止，這是我獲獎最多的一本書。然而，在我的故鄉遵義，這本書的出版引起了軒然大波。
這本書是以遵義為背景，我自以為是在歌頌家鄉，宣傳貴州，塑造的幾個女性形象也都是美好陽光的，用新浪“名人堂”采訪我時主持人的一句話來說，“三個女性都像仙女”。然而，由於裏麵的主人公的某些經曆有我個人的影子，所以，沒有人去關注這本書的藝術成就如何，而全是在忙著把書裏的人物和我身邊的人一個個對號人座。
據說遵義評一個文學獎，居然有人威脅作協和評委，絕對不許我評上。所以這本書獲了省級獎一貴州省“烏江文學獎”，國家級獎一中國女性文學獎，卻就是在遵義沒評上獎。
這倒也罷了。最讓我傷心的是這本書對我的朋友的影響和傷害，我身邊有幾位女性朋友因某些特征與書中一些人物相近，便被對號人座。雖然這幾個女性形象都是美好的、正麵的，然而，還是有一些人從書中挑取某些情節去刺傷她們（這些情節大部分關涉男女情感，都是我虛構的），以至於給她們的生活造成一些負麵影響。
這個結果完全有違初衷，讓我驚慌失措，以至於感覺自已在遵義似乎變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也就在這個時候，美國的簽證正好下來，我“逃”到了美國。
幾年過去了，風波終於漸漸平息。故鄉畢竟是故鄉，還是包容了我，朋友畢竟都是十年以上的老朋友，也都原諒了我。然而，那次傷害卻讓我“談虎色變”，六年沒有寫作一本文學作品，除了遭遇“瓶頸”期本身的製約外，也和這次打擊有關。我在想，如何寫才能避免類似的事件發生？
所以，創作《洋嫁》時，我決心完全虛構一個故事，和自己的經曆完全無關的故事。我想，這樣總該避免麻煩和事故發生了吧？整本書裏，我基本做到了這一點。
主人公謝橋在美國的兩段情感遭遇和我汪洋的經曆並無半分重合。唯一有些交集的是謝橋的主持人身份，這和我曾經的職業有些關聯，我覺得，這個職業比較有利於表現這個美國故事。除此之外，我小心翼翼避開雷區，任何細節，都提防著，千萬別把自己的故事放進去。如此，如履薄冰般，把小說初稿創作完畢，以為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然而，2011年秋天，那個聲音提醒我，這部小說依然惹了麻煩。或者說，那個裂縫依然和這部小說隱隱有些關聯。雖然故事本身和我並無任何關係，熟悉我的人都很清楚這一點，但是，這本書所傳達的態度，依然刺傷了那邊的人，那就是當初與張總討論這個題目時張總所言：對國人一以貫之的崇洋媚外心態予以顛覆，不惜矯枉過正。
美國的好，誰不知道，已經仰慕和歌頌了一百多年，至今仍不乏吹捧者，所以，這本書所選擇的素材和角度都傾向於一些鮮為人知的，不那麼美好和陽光的。結果，這本書看在洛杉磯的人眼裏，就解讀為——汪洋不喜歡洛杉磯，或者說，歪曲醜化洛杉磯。
所以，這本書還未曾公開出版，便已能感覺到洛杉磯一些朋友在情感和態度上的微妙變化。曾經十分支持我的人，也流露出不悅的態度。在這之前，我苦苦掙紮於“瓶頸”期的泥淖，苦苦向自已心目中那個標準靠近。如今，我知道自已已突破“瓶頸”，知道已經在漸漸接近自已心裏的標準，可是，我陷人了更深的惶惑，那就是——人際關係的危機。
我千方百計去講一個虛構的故事，把千百人的故事加以重組、拚湊、想象、虛構……不要任何一個確切的“原型”，就為不要影響身邊的任何一個真實的人。然而，依然有冒犯。
冒犯，想起這個詞，覺得對於寫作者再合適不過。也許，文學的本質就是冒犯。既然文學家不會歌功頌德、溜須拍馬，就一定會寫一些不那麼完美的、令人愉悅的人和事。如此，你就是在冒犯別人。有可能冒犯當權者，帶來殺身之禍（“文字獄”“焚書坑儒”古來有之）。有可能冒犯自已身邊的親人朋友（瓊瑤因《窗外》而致母女斷交，波伏瓦因出版了《越洋情書》致交往十七年的情人奧爾格倫與之恩斷義），絕作為一個女性主義寫作者，你還很有可能冒犯和挑戰男性的權威，那麼，在這個男權社會，何處容身？
我從前的職業恰恰與之相反。以前央視有一個欄目叫《挑戰主持人》，裏麵有一句宣傳語：別人比智慧，比才華，比……我們比的是……誰更討人喜歡……明白了？節目主持人的任務就是如何更討人喜歡，尤其是女主持人。所以，我們的著裝要得體，要顯出身材，卻不能性感，我們的聲音要甜美，笑容要親和，當然，我們的態度更要親切，見到哪個嘉賓都像見到親人，隨口就能說出一大堆漂亮的恭維話……總之，在審美上，節目主持人最接近大眾審美標準點，不偏不倚，中庸為上。這是大眾最期待的一種形象。
我在當節目主持人的那些年，很是嚐到了這種好處。雖然我永遠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成功的主持人，那隻是我內心對自己的評判，但這不妨礙在生活中的舒暢如意。所到之處，繁花似錦，世界展現的是張張笑臉。
十年下來，我知道，自已離那種生活已經越來越遠。雖然我隨時還可以把自己裝扮成主持人的形象（這種打扮習慣也是我在魯院備受詬病的原因），但我清晰地知道，自已的內心離那個形象已漸行漸遠。
如果說，當節目主持人比的就是誰更討人喜歡，難道當作家比的就是誰更招人煩嗎？如果節目主持人以標準形象在人群中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作家嘔心瀝血寫出作品，結果卻是在自己周圍豎起一道一道銅牆鐵壁嗎？
如果寫作的最終結果是眾叛親離，我一定要這麼幹嗎？
2012年，就在這種對自己的聲聲質問中，迎來了我的四十歲。人到四十，才開始對自己的選擇感到困惑和不安，對自我的實現產生懷疑和否定，實在是致命的打擊。加之其他層層疊疊的生活及現實的難題湧來，在我的內心，掀起狂波巨瀾。我把它稱之為“中年危機”。
是的，就在2011年，過三十九歲生日的時候，我還是一個無憂無慮，揚揚得意的孩子，僅僅一年，滄海桑田，想起一年前過生日的情景，竟然恍如隔世了。
十年，我搞丟了生活，隻剩下寫作。而寫作帶給我的究竟會是拯救還是災難？
我因為文字而一無所有，就像被拋棄在茫茫的荒野上，寒風肆無忌憚地吹過來，無論如何緊縮自己，仍凍得瑟瑟發抖。這個時候，我唯一可以憑借和依賴的，卻仍然隻有文字。《洋嫁》，我恨它，卻又把它緊緊摟在懷裏，它是我唯一的溫暖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