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負債人，對一切；對一切我感恩，
對人和獸，季節和冬至夏至，黑暗和光，生和死。
導讀
感恩的負債人
二十世紀蘇格蘭最傑出的詩人兼翻譯家繆爾，誕生在蘇格蘭東北外海的奧克尼群島（the Orkneys）。小時候，他一直在島上念書，牧歌式的田園風味給他的印象很深。後來他隨家人遷去格拉斯哥的貧民區，少年生活頗不快樂。工業大城的烏煙瘴氣和外島的清靜歲月所形成的對照，日後成為他《自傳》（An Autobiography，1954）中縈心不去的主題，在長詩《迷宮》（The Labyrinth）裏也以寓言的手法出現。
在刻苦的環境中，繆爾努力自修，學會了德文，深受尼采和海涅的影響。一九一九年，他和精通德文的威拉·安德森結婚，定居倫敦，靠翻譯和書評維生。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間繆爾偕夫人漫遊歐洲大陸，同時漸漸在國內成名，以詩、小說、批評、翻譯聞於文壇。英國讀者之接觸卡夫卡，始於繆爾夫婦合譯的《審判》和《城堡》。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甫告結束，繆爾奉派去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擔任英國文化協會的工作，曆時三年，又於一九四八年去羅馬的同一機構任職兩年。一九五五年，任哈佛大學諾頓講座教授（Charles Eliot Norton Professor）一年。
繆爾有好幾首傑出的政治詩，例如用無韻體寫的《好鎮市》（The Good Town）和後麵的這首《審問》（The Interrogation），都可以列入所謂冷戰的年代最佳的政治文學。《好鎮市》中恐怖統治的描寫，人性壓抑的分析，直追喬治·奧威爾的小說。《審問》一詩則表現現代人民麵對集權官僚製度的無依無助。這原是卡夫卡小說中典型的主題，但加上繆爾的布拉格經驗和西柏林圍牆的陰影，更顯得切題而突出。詩中的意境似真似幻，由於不具地方色彩和現實的細節，更提升到了寓言的境界。
在《自傳》的第十章“英國與法國”中，繆爾如此批評共產主義：“當時我並未感到要做共產主義者的誘惑，因為在二十多歲時我早已做過社會主義者，那時我們念念不忘的，不是階級鬥爭和革命，而是人道和博愛。當時我已經研究過共產主義的理論，隻感到格格不入。把曆史當作階級之間不休不止的仇恨，似乎是一個空洞的觀念，正如一盤古怪的機器那樣，除了本身之外，並不能說明什麼。鼓動我把階級仇恨扇成革命的烈焰，這樣的福音隻能算是一套暴力的理論，為了把貧窮的男男女女變成麵目模糊的單位，唯一的希望之外別無希望，唯一的欲望之外別無欲望……要用虛偽的想象去恨一整個階級，很容易；要用真實的想象去恨一個人，卻很難。”繆爾以基督先知的博愛精神來批評共產主義的階級仇恨，他的作品正如奧威爾的小說，對我們這時代的意義，遠比海明威和喬伊斯更為切題。
繆爾雖然關心政治與社會，他在詩中卻企圖在當代的時事和紛爭之外，追尋更深的原型的神話和象征。他的最佳作品時或充溢悲哀的情緒，但篇終往往恢複安詳與平靜，在紛紜的故事背後呈現永恒的寓言。諸如《禽獸》（The Animals）、《負債人》（The Debtor）、《馬群》（The Horses）等詩，都呈現一種神秘感和聖經式的莊嚴。在《負債人》中他說：
我是負債人，對一切；對一切我感恩，
對人和獸，季節和冬至夏至，黑暗和光，生和死。
這種胸懷屬於基督教的先知和溫柔敦厚的傳統主義者，雖然不如葉芝的遒勁或布萊克的飽滿，卻能寓沉毅於和平，另有一種不移不拔的精神。
在詩體上，繆爾兼工句短而分段的格律詩和大起大伏的無韻體（blank verse）。以後有暇，當譯介繆爾更多的作品於國內的文壇。在英美現代詩壇，繆爾的輩分與艾略特、龐德等人相當，但在詩風上獨來獨往，很少受到國際上所謂現代主義運動的影響。這樣子的獨行俠實在不多，遠居西班牙的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是另一例外。這種我行我素的作風，說明了繆爾的詩何以成名最晚。實際上，繆爾自己出道也較遲，他的重要詩集《迷宮》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出版，那時他已經六十二歲了。繆爾的詩名在身後有增無減，顯然已通過了時間的考驗。一九六三年，奧斯卡·威廉姆斯把他收進《英國大詩人選集》（Major British Poets）；一九七〇年，桑德斯、納爾遜、羅森塔爾三人合編的《英美重要現代詩人》（Chief Modern Poets of Britain and America）也列了繆爾的作品。一九七三年，再版的《世界文學讀者手冊》（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這樣介紹繆爾：“盡管他的聲名不是天下皆聞，他卻是一位重要的詩人與卡夫卡小說的譯者。他的詩異常優美而純淨，艾略特說繆爾在‘有話要說的時候，幾乎在毫不經意之間就找到了恰如其分的一字不易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