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擺於風中，如一田成熟的玉米。
導讀
夢遊荒原的華胄
如果我們承認葉芝是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最偉大的詩人，則另一方麵，我們不能不承認，艾略特曾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詩宗。擁有諾貝爾文學獎和英國的大成勳章，任過劍橋和哈佛的詩學教授，接受了歐洲和美國十幾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晚年的艾略特可以說享盡了作家的聲名和學者的權威。銷了十一版的《簡明劍橋英國文學史》，將最後一章題名“艾略特的時代”。到現在為止，討論他作品及批評的專書專文，已經可以擺滿一個書架。翻開有關現代詩的任何英文著作，索引之中，必有他的名字，且必然占據最大的空間。他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演說的時候，聽眾超過一萬三千人；據說，自希臘的索福克勒斯以來，那是最高的紀錄。對於一個詩人來說，這實在不算寂寞了。
然而艾略特也沒有浪得虛名。他是現代最成功的詩劇（verse drama）作家；他的詩劇，尤其是早期的《大教堂中的謀殺》（Murder in the Cathedral）和稍晚的《雞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都非常賣座。艾略特的詩以難懂聞名，他的戲劇倒流暢易解，背景或主題雖是宗教的，劇中詩句卻具有自然的口語節奏，使觀眾忘記了那原來是詩。在這方麵，艾略特從詹姆斯一世時代的劇作家（Jacobean dramatists）那裏學到不少東西。米德爾頓（Thomas Middleton），圖爾納（Cyril Tourneur）和韋伯斯特（John Webster）教他如何煉句並控製詩行的節奏。
但是形成他的學術地位甚至權威的，則是他的文學批評。他的批評，以詩為主要對象，在重新評判前代的作家之餘，幾乎改寫了半部英國文學史。原來英國的浪漫主義，發生於華茲華斯、柯爾律治、雪萊和濟慈，到了丁尼生已經集大成。丁尼生以後，漸趨褊狹，成為濫調：羅賽蒂的“前拉斐爾主義”是一變，王爾德的唯美主義又是一變。九十年代的頹廢，喬治王朝的假田園風，使浪漫主義奄奄欲絕，病態畢呈。半世紀前，年輕的艾略特在白璧德和桑塔耶拿的啟發，與休姆（T. E. Hulme）和龐德的影響之下，竟而成為反浪漫運動的一個領導人物。他對雪萊的批評非常苛嚴。他認為拜倫和史考特在某一方麵隻是取悅社會的文人。他認為彌爾頓寫的是死英文；在十七世紀的詩人之中，乃崇約翰·鄧恩而抑彌爾頓。在十九世紀詩人之中，他尊霍普金斯而黜丁尼生。由於他的再發現，大家重新熱烈地閱讀但丁。透過他的創作和批評，大家不但再發現古典作家，且發現那些作家非常“現代”。而這，不但是古典在影響現代，也是現代在不斷地改變古典。
“沒有一個詩人，沒有一種藝術的藝術家，能獨自具備完整的意義。他的意義，他的欣賞，在於玩味他與已死的詩人和藝術家之間的關係。你不能孤絕地予他以評價；你必須，為了對照和比較，置他於古人之中。我的意思是要把這種對比當作美學性的批評的，而不僅是曆史性的批評的，一個原則。詩人必須遵從，必須依附傳統，但這種必須性不是片麵的；一件新的藝術品創造成功了，它的影響同時作用於前代的一切藝術品。現存的不朽傑作，在相互的關係之間，本已形成了一個美好的秩序；但是一件新的（真正獨創的）藝術品納入這個秩序時，也就調整了原有的秩序。新作品未出現以前，現存的秩序原是完整無缺的；一旦納入了新奇的因素，為了要維持秩序。‘整個’現存的秩序，不論變得多輕微，都勢必改變：於是每件藝術品對整個藝術的關係、比例和價值，都重新獲得調整；而這，便是新舊之間的調和。凡是接受歐洲文學及英國文學中這種秩序觀念的人，當會同意一點：即現在能使過去改觀，其程度，一如過去之指引現在。”
這是艾略特代表性的論文《傳統與個人的才具》中的一段。它正好說明，艾略特雖然強調傳統，他的傳統觀並不是以古役今，而是古今之間的交互作用：古，是既有的秩序，今，是投入既有秩序使之改變因而形成新秩序的一種因素。我們可以說，艾略特的出現，也已使歐洲文學的傳統，多多少少為之改觀。
艾略特在創作和批評上的另一個重要發現，便是所謂“感性的統一”。他認為十七世紀末的文學有一個現象，即他所謂的“感性的分裂”，將“機智”與“熱情”分家。這種分裂的現象，據艾略特的解釋，導致了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處理人性時所表現的偏差：即十八世紀的囿於理性和十九世紀的放縱感情。他認為在約翰·鄧恩及十七世紀初期的其他作家的作品裏，兩者原是統一的。而他在自己詩中，努力企圖恢複的，正是這種理性與感情的統一。席德尼（Sir Philip Sidney）的名句：“觀心而寫”，艾略特認為觀看得還不夠深。他說：“拉辛和約翰·鄧恩的觀察，進入心以外的許多東西。我們同時需要觀察大腦的皮層、神經係統和消化神經纖維束。”
艾略特的詩並不多產。從一九一五年在芝加哥《詩》月刊發表的《普魯弗洛克的戀歌》（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到一九四四年的《四個四重奏》（Four Quartets），二十多年之中，總產量不過五千行，其中八分之一還是寫給兒童看的諧詩。就憑這極少量的創作，艾略特成為世界性的現代大詩人。
一九二七年，當艾略特三十九歲那年，他歸化為英國子民，而且皈依英國國教，宣稱自己“以宗教言，為英國天主教徒，以政治言，為保皇黨員，以文學言，為古典主義者”。他的詩，無論在思想或風格上，皆可以這種轉變為分水嶺。早期的詩，以《荒原》為代表作，從《普魯弗洛克的戀歌》到《空洞的人》（The Hollow Men），大致上皆以現代西方文化的衰落為主題，表現第一次大戰後現代西方人在精神上的幹涸：日常生活因欠缺新生的信仰而喪失意義與價值，性不能導致豐收，死亡不能預期複活。艾略特似乎夢遊於歐洲文化的廢墟上，喃喃地自語著一些不連貫的回憶和曖昧的欲望。不過評價極高討論最多的《荒原》，似乎不是一首完整而統一的傑作，晚近的批評對它漸漸表示不滿。以片段而言，《荒原》不乏令人讚賞的殘章，但整首詩給人的感覺是破碎且雜亂的，同時用典太繁，外文的穿插也太多。
《空洞的人》標出了精神的最低潮，也顯示絕對的空虛，似乎是為早期詩中那些虛幻人物作一次嘲諷性的哀悼。正式崇奉英國國教後，艾略特的詩中開始顯示出一種悔罪的調子，一種對於精神上寧靜之境的追求。這時他用的典大半取自《聖經》、崇拜儀式、聖徒著述與《神曲》。《聖灰日》（Ash Wednesday）是他轉向宗教信仰的開始，情緒上既懺悔又存疑，形式上也比較緩和了些。《三智士朝聖行》在形式上自然而平易，有一種《聖經》的氣氛和樸素之美。但艾略特真正的傑作，仍推《四個四重奏》。《四個四重奏》是一組結構和主題皆接近的冥想詩，創作的時間前後近十年，也是艾略特的壓卷之作。在體裁上，艾略特使用的是獨白體。在結構上，他使用了速度互異曲式不同的五個樂章的音樂原理。在主題上，他深入而持久地探索宗教的境界，企圖把握時間與永恒，變與常之間的關係，並且修養一種無我的被動狀態，借以在時間之流中獲致超時間的啟示。完整的形式，貫徹的主題，以及持續的形而上的思考，使《四個四重奏》成為一組異常堅實的作品。
時間，是艾略特作品中最重要的“縈心之念”。在他的詩中，目前所發生的一切，往往牽連到個人的種種回憶和欲望。回憶是過去，欲望是未來，因此這種糾結將不同的時間（今、昔、未來）壓縮在詩的平麵上。而織入這一切糾結的圖案中的，是個人所屬的全文化的背景、宗教、神話、古典文學，也就是說，全民族合做的一個夢。一個有文化修養的心靈，幾乎一舉一動，都聯想到與他個人的經驗交融疊現的，已被經驗化了的古典意境。
同時，在艾略特的世界裏，內在的感情和心境很少直接描述出來；這種情思，往往非常間接地不落言詮地反映在目之所遇耳之所聞感官經驗所接觸的，外在的事物上麵，因此，對於艾略特，外在發生的一串事情，或呈現的一組物象，就形成了內在的某一種情緒。這種平行疊現的連綿不斷的發展，相當於小說中處理的意識流。艾略特自稱這種手法為“客體駢喻法”（objective correlative）。在這樣安排下，他的詩將暗示擴至極大，且將說明縮至極小。這種化主為客，寓主於客的跳越與移位，加上時間的壓縮和紛繁的典故，構成了艾略特的“難懂”。可是，由於意象鮮明，節奏活潑，文字精確而敏銳，艾略特的詩恒呈現一種超意義的感官上的透明，往往能使讀者在典故和說明之外，得到（或多或少的）純主觀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