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讀者印象最深的，是卡明斯獨一無二的形式。在這方麵，在文字的運用和句法的安排上，卡明斯是最富於試探性也最善變的現代詩人。他的用字，通常有三種方式。第一是組合新字，例如manunkind一字，原來是mankind（人類），加上否定字首un之後，就有了雙關的意義，既可解為“人不類”，又可解為“人不仁”。第二是拆開舊字，特別是在換行的地方，例如，為了要和mute押韻，他曾將beautiful拆成beaut和iful而分置兩行。第三是變換字的詞性，例如在he sharpens say to sing（他把說磨利成唱）一句中，他便把兩個動詞當作名詞使用，而效果奇佳。如果將上句還原成正常的文法，改為he sharpens speech to song，就遠不如say和sing那麼高亢而流暢了。又如在whatever is less alive than never begins to yes（一切比絕不更無生氣的東西都開始說是）一句中，卡明斯便把副詞never變成名詞，又把原來是虛字的yes用作了動詞。
至於卡明斯句法的安排，通常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控製節奏的速度，可以快，也可以慢。要快的時候，他往往綴聯數字，一氣嗬成，例如在《野牛比爾》一詩中，描摹神槍手出手之快，便有這樣的句子：
打一二三四五隻鴿子就像那樣子
慢的時候，他就把字句拆得散散的，拚命換行，例如《日落》的後半段：
而一陣高風
正牽動
那
海
以
夢
寐
第二是句法的倒裝、穿插和交錯地進行。為了加強效果，卡明斯往往打破傳統敘述的次序，將字句或整個倒裝，或部分穿插，或一明一暗地交錯安排。例如在《或人住在一個很那個的鎮上》一詩的首段，便有這樣兩行：
anyone lived in a pretty how town
（with up so floating many bells down）
第二行，如果理順了，應該是with so many bells floating up and down，但是卡明斯的排列顯然更繽紛有趣，能表現許多種上下搖動此起彼落的情調。又如同《小情人，因為我的血會唱歌》一詩的第二段，有這樣的句子：
—but if a look should april me，
some thousand million hundred more
bright worlds than merely by doubting have
darkly themselves unmade makes love.
後三行依散文的次序，原是Love makes some hundred thousand million more bright worlds than themselves have darkly unmade merely by doubting.至於所謂交錯的進行，則往往利用括弧來區分主客之勢，括弧內是客，括弧外是主，是敘述的主要脈絡。但是由於括弧的巧妙運用，主客之勢往往可以互易，因此敘述的線索，出陰入陽，隱者顯之，顯者隱之，交疊成趣。這種技巧，令我們想起了畢加索的陰陽人麵。讀者如能仔細玩味《春天像一隻也許的手》，當可體會卡明斯的用意。此外，如《我歌讚奧拉夫》《小情人，因為我的血會唱歌》《或人住在一個很那個的鎮上》等作品，也提供相同的手法。
一八九四年十月十四日，卡明斯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劍橋鎮。他的父親原是哈佛大學英文係的講師，後來變成有名的牧師。一九一六年，他獲得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當時第一次大戰方酣，美國尚未介入，卡明斯自動投效諾頓·哈吉士野戰救護隊，去法國服役。由於法軍新聞檢察官的誤會，卡明斯竟在法國一個拘留站中監禁了三個月。據說當時審訊的法國軍官問他：“你恨德國佬嗎？”卡明斯隻要回答說“是的”，就可以釋放了。可是他竟說：“不，隻是我很愛法國人罷了。”這次不愉快的經驗，後來記錄在他有名的小說《巨室》（The Enormous Room）之中，成為與《西線無戰事》《告別武器》[1]等書齊名的一次大戰重要文獻。
從拘留站出來後，卡明斯立刻加入美國的陸軍，正式作戰。戰後，他去巴黎習畫，成為一位職業畫家，往返於巴黎紐約之間。同時，他那獨創的新詩也漸漸揚名於國際。一九五四年，六十歲的卡明斯接受母校哈佛大學的聘請，回去主持極具權威的“諾頓講座”，發表了六篇“非演說”。一九六二年，這位“六十八歲的青年詩人”終於告別了這世界。
但是卡明斯並沒有真正死去，在他那些永遠年輕，年輕得要從紙上跳起來的詩裏，沒有人比卡明斯更恨死了。對於卡明斯，哀莫大於心死，那些沒有心腸沒有頭腦的人，隻是維持“不死”（undead）罷了，並沒活著。他說：“在一切講究標準化的時代，要表示個人一己的態度，幾乎已無可能。如果有一億八千萬人（指美國人口）要保持‘不死’，那是他們的喪事，可是我正好喜歡‘活著’。”曾經有人誤會卡明斯仇視黑人。他答辯說：“一個人，隻因為他是黑人而喜歡他，對他是一種侮辱，正如隻因為他不是白人而討厭他一樣。任何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否則他就像人人一樣，不是個人了。”甚至有人誤會他是共產黨人，這對於獨來獨往的卡明斯，真是一個重大的誤會。卡明斯不是共產黨人，正如他不是任何黨人一樣；卡明斯是一個世界公民，一個自尊的個人，他是梭羅一流的人物。一九三三年，卡明斯訪問蘇俄，在那個國度的所見所聞，令他很不滿意。事後他出版了一本遊記《艾米》，詳為記述。但是誰要是因此認為卡明斯是一位美國至上的狹義的愛國主義者，那就大錯了。卡明斯對於他本國文化的病態，也是勇於批評的。他在紐約格林尼治村一個巷子裏的一座古屋的底層，住家凡三十年，但是家中沒有收音機和電視機。他認為，這兩樣東西是摧毀現代生活的象征，並且解釋說，他所以不要這兩樣東西，“與其說是因為大家一天到晚開著收音機和電視機，還不如說是因為大家既不聽也不看。”
卡明斯對於現代詩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無疑地，他是少數可以傳後的現代詩人之一。盡管有無數作者摹仿他獨特的詩風，現代詩壇上並無第二個卡明斯。例如菲律賓詩人維利亞（José Garcia Vilia）就有意效顰，但總不如他。夏皮羅說卡明斯“對文字的駕馭，勝過喬伊斯以降的任何詩人……每個人都喜歡讀他的詩”。他的哈佛同班同學，小說家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說：“在我想來，卡明斯在他個人感情的範圍，也就是抒情的範圍之中，真是我們這時代的創造者之一。他用匪夷所思的翻新字句，和花邊細工一般精致的毫厘必爭的準確敘述，將自己的創造記錄了下來；那樣準確的敘述，真是對我們不斷的挑戰。”關於卡明斯作品的缺點，例如他的感傷和裝腔和他在詩中所使用的過分個人化的象征，批評家布萊克默（R. P. Blackmur）在《把語言當作手勢》（Language as Gesture）一書中，有極詳盡的分析。
諾曼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魔術的創造者：卡明斯》（The Magic Maker：E. E. Cummings，by Charles Norman），是公認的一本好評傳。
天真的歌
在恰恰—
春天 當世界正泥濘—
芬芳，那小小的
跛足的賣氣球的
吹口哨 遠 而渺
艾迪和比爾跑來
扔下打彈子和
海盜戲，這是
春天
當世界正富於奇幻的水塘
那古怪的
賣氣球的老人吹口哨
遠 而 渺
蓓蒂和伊莎白舞蹈而來
扔下跳房子和跳繩子的遊戲
這是
春天
那個
山羊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