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30年，隻要人民奮起，就足以推翻一個政權，因為那個政權遠遠沒有料到武裝起義這種聞所未聞的事件，所以聞風喪膽，驚慌失措。
這樣的事情也隻能有這麼一次。政府已經從中取得了教訓，因此革命產生的政府仍然是君主製的、反革命的。政府著手研究了巷戰，並且很快地在戰術和軍紀上自然取得了優勢，勝過了缺乏經驗和沒有組織的人民。
然而，人們會說，48年人民不是用1830年的方法取得勝利了嗎？是的，但是決不能再抱這種幻想：二月的勝利不過隻是僥幸而已。如果路易。菲力浦頑抗到底，優勢還是屬於軍隊的。
六月的那些日子就是一個證明。在這些日子裏，人們可以看到起義的戰術帶來了多麼致命的後果，或者說得更確切些，起義根本沒有戰術。從來也沒有過這樣好的、十之八九
這是布朗基1868年寫的一篇論文的第一部分，原稿現存國立圖書館，在布朗基手稿，第5格第9本第9卷。請參看《思想》雜誌第19期，1948年7-8月號。可以戰勝的機會。
一方麵，政府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士兵萎靡不振；另一方麵，全體勞動人民已經站了起來，幾乎肯定能夠獲得勝利。那麼他們怎麼會失敗呢？這是由於缺乏組織的原故。要了解他們的失敗，隻要分析一下他們的戰略就夠了。
起義爆發了。立刻在工人住宅區，許多地方，這裏那裏，都任意設置了街壘。
五個人、十個人、二十個人、三十個人、五十個人偶然湊在一起，大多數人沒有武器，開始把車子推倒，把鋪路的石塊撬開，堆壘起來，堵住交通要道。這些街壘有時設在街道中心，但最常見的是設在十字路口。這許多障礙物勉強阻礙騎兵。有些時候，一個堡壘才略具雛形，建造者卻又把它丟下去尋找槍支彈藥了。
在六月，這樣的街壘算起來竟有六百多個。而其中真正能獨立作戰的至多隻有三十來個。其餘的十九個或二十個沒有開過一次火。由於那種情況，這些著名的戰報大事宣揚占領了五十個街壘，其實這些街壘裏根本連一個人也沒有。
正當人們這樣撬鋪路石塊的時候，另外小群的人四處奔走，解除警衛隊的武裝，拿走火槍兵身上的彈藥和武器。所有這一切，都是沒有一致行動，沒有組織領導，各人隨心所欲地進行的。
可是，一些比較高大的、堅固的、修建得較好的街壘逐漸吸引了集中在那裏的警衛隊。確定這些主要防禦工事的地點並不是有計劃的，而純粹是偶然的；其中也有個別防禦工事，由於一種可以理解的軍事占領上的需要才矗立在大路的隘口。
在這次起義的第一階段，軍隊也集合起來了。將軍們收集和研究了警察局的報告。他們極力避免在沒有可靠的情報下，就拿軍隊去冒險，因為冒險不成反而會挫折士氣。當他們弄清楚了起義者的陣地以後，他們就把軍隊集中在不同的據點上，這些據點構成後來作戰的基地。
軍隊就在眼前。
人民在戰術上的缺點馬上就要徹底暴露；這就是災難的必然原因。
沒有一個統帥部，因此就沒有領導；戰士們之間也沒有任何配合。每個街壘都有自己的隊伍，人數多少不等，但總是孤立的。不管他們是十個人還是一百個人，他們都同其他防地沒有任何聯係。
往往連一個領導人來指揮防務都沒有，而且即使有一個領導人，也幾乎起不了什麼作用。士兵們想怎樣就怎樣：一個走了，另一個來了；他們的去留完全隨他們自己高興。到了晚上，他們都去睡覺。
由於這種不斷的來來往往，人們可以看到在場的公民人數迅速地發生變化，有時少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有時少了四分之三。誰也不能依靠誰。於是很快就對勝利失去了信心，喪失了勇氣。
其他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人們一無所知，更不關心。
謠言四起，時喜時憂。人們在酒店櫃台前喝酒，若無其事地聽著炮聲和槍聲。至於支援受攻擊的陣地，人們根本沒有這樣想過。最堅定的士兵也隻說：”隻要每人保住自己的陣地，那一切都會順利進行。“
這種怪論說明了為什麼大多數起義者都留在他們自己的區域裏戰鬥；這是造成了不幸後果的主要錯誤，其中之一是在失敗後受到鄰人的告密。
因為，象這樣的組織，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在兩三個聯隊撲到一個街壘上，把幾個防衛者打死之後，失敗終於來臨了。所有的戰鬥，不過是這種不變的打法的單調重複。當起義者在他們的鋪路石堆後麵抽煙的時候，敵人先後把他們的全部力量集中在一個點上，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等等，就這樣各個擊破地撲滅了起義。
居民們都不願意影響這項愉快的工作。每一個隊伍都象哲學家似地等待輪到自己頭上，而不考慮去援助鄰近的戰友。
不！不能！
”他在保住自己的崗位，不應該放棄它。“
就是這樣，多少人作了無謂的犧牲。
由於這種極為嚴重的錯誤，偉大的48年巴黎起義竟象玻璃似的被最卑鄙的政府粉碎了；麵對著現在擁有科學技術的可怕成果，鐵路、電報、來複線炮、夏斯波槍為之服務的野蠻的軍國主義，如果它再幹出同樣的蠢事，那會造成多麼可怕的災禍呢？
舉例來說，目前在城市裏四通八達的戰略公路，並不應該算是對敵人有利的新東西。人們如果害怕這些公路，那就錯了。公路並不足以使人擔憂。它決不至於象人們想象的那樣，給起義造成新的危險，相反地，它對雙方都各有利弊。
如果說軍隊在戰略公路上行動更為方便，那在另一方麵，他們也就更容易暴露自己。
這種街道在槍林彈雨之下是很難通行的。
此外，陽台，這個小型的棱堡，從側翼進行射擊，這是普通窗戶所做不到的。
總之，這些又長又直的大道完全可以名副其實地叫做大馬路，
這的確是真正的大馬路，它構成了力量非常強大的天然防線。
在巷戰中最好的武器是步槍。大炮的聲音比作用大。炮兵隻能造成嚴重的火災。但是。這樣大量地、係統地使用殘酷屠殺的方式，反過來會很快殃及炮兵本身，並且造成他們自己的失敗。
手榴彈，人們有個壞習慣把它叫做炸彈，它是一種次要武器，它本身具有許多不便之處。它需要消耗大量火藥但是效力不大，使用時非常危險，爆炸範圍極小，隻能從窗口扔下來。鋪馬路的石塊，幾乎可以起到手榴彈的作用，而成本卻低得多。工人們無需浪費錢。
屋子裏作戰最好的武器是左輪手槍，其次是白刃，即刺刀、長劍、馬刀和匕首。在進行肉搏時，長矛或八尺長戟就能戰勝刺刀。
軍隊比老百姓隻多兩個有利條件：夏斯波槍和組織紀律。
特別是後者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好在人們能夠剝奪這個有利條件。
做到這一點，上風就轉到起義者方麵來了。
在內戰中，士兵們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帶著厭惡的情緒，被強製和被白酒推上戰場的。他們原來是不願意參加內戰的，他們寧可向後看，而不願向前看。但是，一隻鐵手卡住了他們。他們是殘酷的軍紀控製下的奴隸和犧牲者，對政權沒有任何感情，他們僅僅屈服於恐懼，沒有一點主動精神。
一個支隊一被切斷就完蛋了。
指揮官們不是不了解這點，因此他們最關心的是保持各部隊之間的聯係。這種必要性減少了他們的一部分實際兵力。
在人民的隊伍裏，卻毫無共同之處。在這裏，人民為理
想而戰鬥。他們的忠誠超過了敵人，他們的智力更遠遠超過了敵人。
在精神上，甚至於在身體上，他們的信念、活力、無窮的智謀，身體和精神的生氣勃勃，都超過了對方。他們有頭腦，有勇氣。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軍隊能和這些優秀人物相提並論。
要戰勝敵人，他們缺少什麼呢？他們缺少統一行動和整體觀念。
統一行動、整體觀念能使他們在向同一目標前進時，充分發揮這些優良品質，而孤立作戰卻會使這些品質不起作用。他們缺乏的是組織紀律。沒有組織紀律，不可能取得任何勝利。組織紀律就是勝利；散漫就是滅亡。
48年六月已經使這一真理成為無可爭論的了。那麼，今天的情況怎樣呢？如果人民采取舊的方法，軍隊看到他們麵前的僅是無紀律、無指揮的力量，他們就會堅持抵抗，全體人民就會遭到失敗。
相反，如果看見巴黎人民軍隊很有秩序，完全根據戰術規則運動，政府士兵就會驚慌失措，放棄抵抗。
一個軍事組織，尤其是在戰場上必須立刻起作用的時候，對於我們的黨來說，不是一件小事。軍事組織需要有一個統帥部，還要某種程度的、按照慣例的、一係列的各級軍官。
那麼到哪裏去找這些人材呢？資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是極少數，這少數人也僅僅隻能拿筆杆進行戰爭。這些先生們用他們的書報來擾亂世界，十六年來浪費了無數紙張，但是失望並沒有使他們厭倦。他們象馬一般忍受馬勒、馬鞍和馬鞭，從不起來反抗。去你的吧！還要反擊嗎？那該是粗人幹的事。
這些耍筆杆的英雄看不起刺刀，正如大老粗看不起他們的陳詞濫調一樣。
他們似乎沒有想到力量是自由的唯一保證，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不會使用武器，並把使用武器的特權交給一個階級或一個行會，那這個國家就成了一個奴隸。
在古老的共和國裏，在希臘和羅馬，全體公民都知道戰爭的技術，都打過仗。那裏不知道有什麼職業軍人。西塞羅（Cicéron）當過將軍，凱撒（César）曾是律師。在脫掉長袍穿上軍服以後，任何人都是上校或上尉，都精通自己的專業。
隻要法國不是象希臘、羅馬這樣的國家，我們就會成為文質彬彬的人，讓那幫冒充好漢的軍人任意宰割。
成千上萬受過教育的青年，無論是工人階級或是資產階級都在可惡的枷鎖下戰栗。他們有沒有想到過拿起刀劍來粉碎枷鎖呢？不，他們隻拿筆杆，筆杆，永遠是筆杆。作為一個共和黨人的責任，為什麼不既拿筆杆又拿刀劍呢？在暴政統治時期，寫作雖好，但當奴隸的筆杆已無能為力時，戰鬥卻是更好的辦法。哎呀，完全不對！要辦報紙，還會坐監牢，誰也不想打開使用武器的書來學習二十四小時，雖然這種技術就是我們壓迫者的一切力量，雖然這種技術能使我們為自己複仇，能使我們懲罰我們的壓迫者。
可是，這些怨言又有什麼用呢？用悲歎代替行動，是我們時代的愚蠢風氣。
這種風氣是耶利米式的。
耶利米擺出各種不同的姿態：痛哭流涕，無情攻擊，滿口教條，包辦代替，暴跳如雷，他本身就是災難中的災難。
讓這些挽歌的流淚者，
讓這些自由的掘墓人滾開吧！一個革命者的天職，就是不斷地鬥爭，不顧一切地鬥爭，一直鬥爭到死為止。
要組成一支軍隊會缺少幹部嗎？當然！應該在戰鬥中就地臨時湊起來。巴黎人民會提供幹部人才：老士兵和前國民自衛軍。他們人少，將使軍官和軍佐的人數不得不壓縮到最低限度；這沒多大關係，誌願兵的忠誠、熱情和智慧，可以彌補這個軍官不足的缺陷。
重要的是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也要組織起來。不要再搞這些混亂、孤立、分散、盲目行動、毫無紀律、沒有一點集體思想、各自一方、完全根據自己意願辦事的起義！不要到處雜亂地設置街壘，對自己和對敵人都一樣浪費時間，阻塞街道，妨礙交通。
共和黨人應該和軍隊一樣有同樣的交通自由。
不要走冤枉路，不要混亂和喧嚷！每一分鍾和每一步路都同樣是寶貴的。尤其是不要困守在自己的街區裏，象起義者所經常做的那樣，結果遭到了巨大的損失。這種怪癖在造成失敗之後，還容易使起義者遭到放逐。必須糾正這種怪癖，否則還要遭到災難。
（1868年）
布朗基傳略
不斷地鬥爭，不顧一切地鬥爭，一直鬥爭到死為止，這是一個革命者的天職。
--A.布朗基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
於1805年2月1日生於距尼斯約五十公裏的小縣城普格德尼（阿爾卑斯山--濱海省）。他的父親，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國民公會議員和吉倫特黨成員。
他由於讚同波拿巴政變，於1800年被任命為普格德尼的縣長。路縣。奧古斯特的母親索菲。伯利翁費勒（Sophie
Brionvile）
生於皮卡爾迪，姿容秀麗，品德高尚。布朗基從他身上繼承了果敢堅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對她兒子表現了偉大的母愛。她六十歲時，還為她兒子和她兒子的朋友積極策劃從聖米歇耳山監獄越獄；在她七十五歲那一年，她到了貝爾島再一次幫助她兒子和他的同誌卡紮旺（Cazavan）
策劃越獄的事。奧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經濟學家阿道夫。
布朗基（Adolphe
Blanqui）
在年輕時代和奧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誼；他當時讚同過奧古斯特的政治觀點，可是不久之後就和他分道揚鑣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關係，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愛夫人（MmesAntoineetBarelier）
在他一生中給了他很大的幫助。她們同情他的革命活動；他受苦的時候，她們關懷他；他關在監獄裏的時候，她們照顧他，從精神上和物質上幫助他；他住在巴黎的時候，她們掩護他。
布朗基十三歲的時候到巴黎去找他哥哥阿道夫，當時他哥哥在瑪珊學校擔任教師。在1818-1824年六年之間，年輕的布朗基先後在瑪珊學校和查理曼中學學習。他以極大的熱情和非凡的努力對待他的學業，他的才能使他周圍的人感到驚訝。
他哥哥阿道夫在給他父親的信中說：”這個孩子將會震撼世界！“
十九歲的時候，布朗基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中學的學業。
最初他在孔龐（Compans）
將軍家做了兩年家庭教師，後來又在瑪珊學校當輔導教員。
1824年，他加入了燒炭黨人的秘密組織。
1827年，他參加了所有的學生運動，曾經三次受傷，兩次被刺刀刺傷，一次是11月19日在烏爾街的街壘上被子彈打傷。
在1828-1829年間，他遊曆了法國南方、意大利和西班牙，1829年8月回到巴黎。隨後，他在《地球報》做了幾個月速記員。在這段時間裏，他接觸了聖西門和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
1830年7月，反對查理十世法令的浪潮剛剛掀起時，布朗基就離開了《地球報》編輯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立即”拿起了槍杆，戴起了三色帽徽“。在革命的日子裏，他站在巴黎人民一邊，反對查理十世的軍隊。渴望鬥爭的布朗基深信人民必將取得勝利，專製製度和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鎖這一次會被徹底粉碎。革命的結果使他失望：專製製度在新的形式下複活了；”資產階級國王路易。菲力浦代替查理十世登上了寶座。革命後不久，布朗基加入了由歌德弗爾樂。卡芬雅克（Gode-froyGavaignac）領導的、竭力宣傳共和思想的“人民之友社”，布朗基經常在“人民之友社”的集會上發言。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亨利。海涅（HeriHeine）聽了他在1832年2月2日的講演，認為是一篇“充滿生命力、義正詞嚴、對資產階級充滿憤怒”的演說。這篇演說是對著一千五百個聽眾發表的，演說的氣氛會使人回想起1793年的情況。
在七月王朝的頭兩年，布朗基積極參加了幾次學生示威遊行，1831年初，他被警察逮捕，關進了福爾斯監獄，三個星期以後才被釋放。福爾斯監獄是布朗基所坐過的許多監獄中的第一個，他在這些監獄裏度過了半生。
1832年，路易。菲力浦政府的內務部長加西米爾。彼裏埃（Gasimir
Périer）企圖解散“人民之友社”和逮捕該社領導人，並以違反出版法令和陰謀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審判“人民之友社”。
1832年1月，布朗基、拉斯拜爾（Raspail）
托雷（Thouret）
於貝（Huber）和其他領導人一起被捕。這就是1月10日到12日在塞納省刑事法庭上公審的著名的“十五人案件”。刑事法庭宣告了其他被告無罪，而布朗基進行的辯護，卻招致檢察官對他以危害社會治安罪，提起公訴。
他被判處一年徒刑和二百法郎罰款。最初他被關在凡爾賽監獄，後來轉到巴黎聖彼拉奇監獄。
然而，這些考驗隻能使布朗基變得更加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