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願望什麼時候能實現呢？我們悵然凝想，可是回答不出來。
刊《中學生》雜誌45號（1934年5月1日），未署名。
專供應試用的書籍
如果稍稍留心一點報紙上的出版廣告，就會覺得專供學生應試用的書籍，近來出得實在不少，什麼“表解”，什麼“問答”，什麼“必讀”，名稱各式各樣，我們這裏也不想列舉。在出版家是所謂“在商言商”，社會上需要那一類貨色，他們就製造那一類貨色。所以，這個現象表示一般社會對於學科的認識達到何等的程度，是應當被注意的。
在中小學校裏，學科的劃分隻為著教學的便利起見，教學的時候利用語言和文字作工具，也無非為著便利，其總目標卻在發展學生的知能；所謂知能包括思想和行動，也就是整個的生活。一個學生在學校裏受教育，他的成績好或者不好，要看他的知能發展到什麼程度，要看他能否隨時利用了學得的東西去應付實際生活，方可斷言。如果隻是對於某一學科記憶得熟，問到他，他總回答得出，而在生活方麵卻並沒有多大影響，這樣的學生，他的成績是否算得好，那就難說了。所以，賢明的教育家不看重什麼考試，他與學生日常接觸，學生的一舉一動都是他據以下評判的資料啊。唯有不甚明白這個道理的人才特別看重考試，他心裏梗梗著這樣的念頭：“不考試，憑什麼來下評判呢？”這種人似乎並不少，於是考試的價值被提高到它所原有的以上，而學生受教育就差不多專為應考試的緣故了。
為著便利起見而劃分的各種學科化為各科的“表解”、“問答”……等等，那就離開生活更遠，因為這些東西太機械化、太形式化了。然而這些東西居然為特別看重考試的現社會所需要，致使出版家不厭其多地製造出來，這不就表明一般社會對於學科的認識正是這樣機械化、形式化嗎？“文起八代之衰者為誰？”“韓愈。”對。“鼓浪嶼和什麼地方相對？”“廈門。”不錯。於是主試者滿意，應試者也欣然。但是，如果問一問青年的可貴的精力和光陰消磨在這等玩意兒上邊是否值得，隻怕誰都要爽然若失了吧。
刊《中學生》雜誌46號（1934年6月1日），未署名。
讀經與讀外國語
最近教育部發出通令說：“近查各地初級中學及小學有指定經書強令學生誦習者；亦有小學誦習文言，或增加英語、日語等科目者。是不特違背本部所頒中、小學規程及課程標準之規定，抑且加重學生擔負，轉使算學與自然科學等成績日趨低劣，殊屬非是。”以下的話是令各省教育廳飭知所屬中、小學，“所有課程、科目及國文、國語等內容務須遵照法令辦理。”這是一道開明的通令，頗可讚許。但是，就從這上邊，可以知道現在正有若幹中學生、小學生在那裏誦習經書，更有若幹小學生在那裏誦習文言或者英語、日語。若從教育的見地來說，這是大可注意的反動現象和危亡現象；負其責的是教育者或者學生的父兄，而被犧牲的卻是學生。
開通的教育者反對中小學生讀經，一般頑舊的人便驚駭狂叫：“你們要滅絕經書，你們是洪水猛獸！”這已是十幾年前的舊戲了，然而到今日還得重演。其實頑舊的人並沒有看得真切，反對中小學生讀經的人何嚐要滅絕經書，不過對於經書的認識比較正確一點罷了。他們以為經書是我國哲學、史學、文學上的一些材料，大學裏研究這些科目的學生拿來下工夫是應該的；中小學生要學習的正多，所學習的正多，所學習的又都是即知即行的事項，不像大學生那樣偏於純理智的研究，所以經書的誦習實非所宜；即使經書裏確有了不得的精義，非令中小學生領受不可，也該融化在各種科目裏頭，以通俗便易的形式呈現於中小學生的麵前。試問，這樣中庸的見解應當受“洪水猛獸”的毒罵麼？但是頑舊的人哪裏肯平心靜氣想一想呢？他們感覺自己的地位不很穩固，他們感覺今日的青年不易管教，他們也歎息於教育的失敗，他們也憤慨於國運的危殆，而推求其原因，都歸結到學生不讀經之故。他們以為隻要學生讀了經，什麼事情就會變好了。於是手裏執著教育權的就令學生讀經，身為父兄的令子弟讀經；誰出來反對時，便炮彈一般轟過去，“你們是洪水猛獸！”照目前的社會狀況，他們的不安和傷歎是隻有加重不會減輕的。在最近的將來，讀經的風氣或將更為流行，也未可知。那就要有更多的中小學生陷落在厄運裏，而教育部的通令除了供他年編教育史時作為材料以外，也就等於白紙了。
再說小學生讀外國語，在上海是很通行的，最簡陋的“弄堂學校”裏也列有英語的科目。我們且拋開小學生該不該讀外國語的問題，單問我們所以要讀外國語為的是什麼？回答很容易：我們要把外國語作媒介，從而接觸外國的文化呀。然而，這隻是少數傻子的想頭，多數人卻自有他們的巧妙的打算。他們豔羨那些“洋行買辦江白度”，以為“江白度”的條件是能說外國語，便奉外國語為絕頂重要的科目，父詔其子，師勉其弟，“你要用心把外國語讀通才好啊，否則便不能伺候你的外國主人！”從中學時代讀起來還嫌來不及，於是小學裏也設起外國語的科目來。據我們所知，自從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各地學校頗有添設日語的科目的。他們的動機都由於兵法上所謂“知己知彼”麼？我們不甚相信。至少有一小部分存著預備伺候外國主人的想頭吧。《顏氏家訓》裏有一則說：“齊朝有一士大夫嚐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一班切望學生子弟作“江白度”的教師父兄便是這個士大夫的同誌。他們正配作亡國奴，我們也不想對他們說什麼。我們隻希望讀著外國語的中學生乃至小學生自己清醒一點，不要作這種亡國奴的想頭而已。
刊《中學生》雜誌46號（1934年6月1日），未署名。
“拆穿”
我們在《卷頭言》這一欄裏，與讀者諸君談話，自信態度是誠懇的。我們並不設想自己站在高高的講台上，放大了嗓門，向讀者諸君說教致訓。偶像崇拜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我們相信誰也不能以先知聖賢自居，大言不慚地向人說教致訓。我們隻設想我們坐在很簡陋的房間裏，或者原野間的泥地上，相對而坐的就是讀者諸君。我們彼此有弟兄一般的情誼，什麼話都可以談，談得高興，大家歡呼一陣，談得不中聽，盡不妨互相爭論，甚至麵紅耳赤，終於坦白地諒解。這裏頭有群居的甘味，有精神生活的營養料。我們是自恃有與讀者諸君坐在一塊兒的榮幸，才敢在每一期的本誌上絮絮叨叨說許多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