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的話是不錯的，然而不可就此傾向到悲觀的方麵去。我們要相信“窮則變”不是一句玄學的話，從物理和人事觀察起來，確然有這麼一個道理。照上麵的話，可以說一切都到了“窮”的地步，那末所謂“變”，應該就要來了。不相信會有“變”而對一切絕望的，是自暴自棄的弱者。等待“變”的到來，自己隻想湊現成的，是不可為訓的庸人。不悲觀，不頹喪，昂頭挺胸，腳踏實地，去發動去推進那所謂“變”的，是適應時代的勇士。
刊《中學生》雜誌61號（1936年1月1日），署名編者。
非常時的教育
自從去年十二月九日平津學生發動救亡運動以來，一時全國響應，悲壯熱烈，超過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和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雖然受到種種的阻礙，沒有順利地發展開來，但給予一般民眾的影響是極有力的；青年諸君從自身的經驗所得到的認識，是極深刻的。經過這一度熱潮，許多地方學生青年間的團結組織是恢複起來了，大家對於“友”和“敵”的界限更看得分明了；而平時被看做書呆子的學生，至少自己已經證驗了一下自己的精神力量。我們以為，由這種經驗所養成的偉大的精神力量，以後定將再接再厲的發揮出來。
有人說學生拋棄了現成的受教育的機會，去幹愛國運動，似乎有點可惜。這實在是極膚淺幼稚的說法，不知這種緊急環境中的熱烈運動所給予學生青年的實際教育，其效果是讀了許多年的死書所比不上的。我們可以說，這是“非常時的教育”！國家將亡，民族受人淩辱，這時候學生青年斷不能讀死書，應該接受“非常時的教育”。
有人以為學生因救國運動罷課，是不妥當的。要答複這種論調，也隻有實行“非常時的教育”一句話。照我們的想法，“非常時的教育”的範圍應該盡可以推廣。如果在學校中，校長和教師不是沒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人，他們應該和學生合作，實行廣義的“非常時的教育”。國文教師不要再教類似八股的文字，哼那些濫調，要教學生作喚起民眾的理論宣傳文字，練習如何給民眾演講；理化教師不要再叫學生死背公式定律，必須增添有關戰爭的各種科學常識；生理衛生教師不要單教人體解剖與器官組織，要趕緊指導看護和外科急救等常識。不切要的課程可以減少，非常時急需的功課應該添加。這樣，上課也許不照原來的鍾點，形式上好像是罷課了，事實上並非罷課，即使鍾點加得比平常多，學生們一定是情願的。
這次請願運動中，上海的學生把火車開出車站，沿路遇到種種阻礙，如開車的機關手跑掉了，路軌拆斷了，甚至水火全無。學生中學工程學機械的立刻顯出身手，把種種困難險阻都解除了。可見這類非常時的知識和機能，在應付敵人、挽救危亡的時候是非常有用的。青年諸君明白了這種情形，一定願意獲得非常時最切要的鍛煉。
刊《中學生》雜誌62號（1936年2月1日），未署名。
再提學生運動
前一期本誌提早付印，對於學生救亡運動，僅約略提及，並發表了一點意見。上年十二月的十六日，北平各大學學生又作第二次請願運動，軍警戒備極嚴，雙方相持，竟有學生百餘人受傷。其他各地學生運動也風起雲湧：有的發表文書，提出意見；有的遊行街市，對眾宣傳；有的向當地官長請願，希望把意見轉告政府當局。各地學校方麵對此情勢，隻有苦口勸止的一法，竟沒有和學生合成一氣，起來作有力的領導的。
教育家這樣抱著“尾巴主義”，離開大眾的立場，自然不能夠避免人家的非議。至於各地當局的應付，無非嚴密戒備，鄭重防阻，或竟宣布戒嚴，如臨大敵。他們的理由是“維持秩序，顧全治安”，但因而發生反感的，卻不止是被防阻的學生而已。天津南開大學學生三百餘人於十二月二十日自行購票，乘津浦路車南下，預備到京請願，行到滄州，經教育部派人勸回。上海複旦大學學生也有同樣的行動，於十二月廿三日到車站乘車，當即遇到阻止，經過種種艱苦的奮鬥，直到二十六日才到達了無錫。這尤其使人感動，興奮，但終於也被人勸了回來。
這回學生運動代表著全民族求民族解放的精神，雖然由學生來發動，決不僅是學生一界的事。學生運動遇到了阻礙，是會更激起一切非學生的熱誠，因而構成爭求民族解放的聯合陣線的。
刊《中學生》雜誌62號（1936年2月1日），未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