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用了“終身”的字眼，或許有人以為過分，時代給我們的課程未必需要這麼久的時日。我們可以說，需要時日的多少跟我們自身努力的程度成為反比例，但時代給我們的決不是一個輕易的課題。凡是中國人，以爭求民族解放為他的人生觀，就從目前開始，不嫌其早。同時抱著“愚公移山”那個故事似的堅強意誌，準備子子孫孫繼續下去，不嫌其愚。
刊《中學生》雜誌64號（1936年4月1日），署名編者。
“愛國”和“救國”
二月二十日，政府頒布《維持治安緊急辦法》，“使全國軍警當局知所注意，對於蓄意危害社會國家之人，在動亂將發時間，即得依以迅速處理。”二月二十一日，行政院特令教育部禁止平津學聯活動，因為“平津學聯會之組織於法無據”，又“有少數不良分子密謀操縱，煽動風波”。前一項法令的動機，大概由於近來大眾自發的救亡運動風起雲湧，政府恐怕這些運動超過了它的統馭能力，故加以取締。後一項法令的本意，自然在取締學生救亡運動；而跟著來的措施，便由北平軍警當局檢舉各校學生，傳去的學生數傳說不一，大概是一百到二百人。有人說，“我們中國，今日已經到了‘愛國有罪，救國有罪’的局麵了。”這是多麼沉痛的一句話嗬！
大眾自發的救亡運動所標榜的宗旨，無非爭求民族解放，維持領土完整，保障主權獨立，等等。任你用敏銳的嗅覺去嗅，這裏頭決嗅不出一點“蓄意危害社會國家”的氣息。如果這樣也算是“蓄意危害”，那麼所謂“社會國家”就得另外找解釋，並不是大眾心目中的社會國家了。至於學生救亡運動，有沒有“少數不良分子密謀操縱”，我們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但是自從去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救亡運動興起以來，他們在城市、在鄉村做了許多的工作，他們動員了上萬的人數，他們激起了全國學生的響應；若說他們並非迫於“危亡在即”的憂懼，發於“救死不遑”的真誠，而僅僅由於少數人的操縱，隻要平心想一想，恐怕誰也不能相信吧。
可是，事實擺在我們麵前，“愛國”和“救國”將成為法令所不容的罪名了。這裏頭的關鍵何在，很值得加以研究加以認識。青年們為鍛煉自己起見，願意接受“非常時期的教育”，而這種研究和認識，正是“非常時期的教育”許多題目中間的一個。
在研究清楚、認識明白之後，引起反感是不免的，但反感應該暫時把它丟在一邊，因為它徒然擾亂心思，無補於實際。“愛國”和“救國”當然還是不肯放手的，並且更要“鍥而不舍”，因為國家和大眾的關係，粗淺一點說，好比水之於魚，水要是沒有了，魚隻有死，這是死活的問題，決不是隨隨便便可以放手的事。
青年們不必悲觀。大家生活在學校裏，學校就是一個團體組織。除開在學校裏，大家又接觸各色各樣的人，這各色各樣的人都與青年們同其命運，如果把赤熱的真誠和明徹的理智，與他們攜手，他們都是青年們的親密的夥伴。有些人說：“國家是你們青年的嗎？”青年不妨這樣回答：“不錯，國家是我們的。我們的國家也就是大眾的國家。我們有這樣的野心，非把國家打定基礎，使它完全適宜於大眾不可。”青年要以這樣的自負和自信，站在民族解放鬥爭的陣線上。
刊《中學生》雜誌64號（1936年4月1日），署名編者。
一點感想
近來有讀者來信提出一個問題：學校功課非常嚴緊，把所有時間交付在功課上，還嫌不足；可是課外讀物也非看不可，卻實在沒有工夫看，這應當怎樣才能夠兩全？
這是沒有兩全的辦法的。看書、做功課總得消費時間，而每天的時間隻有這麼一些，單做功課還嫌不足，哪裏來時間再看課外讀物呢？
從這個問題，我們得到一點感想。我們知道近年以來，中等學校對於督課的事情嚴緊得多了。各種練習必得照式寫做，以備一旦被“抽查成績”。每學期中須有幾次小考，以備會考時候可以一顯身手。與其說學生做功課為了自己，還不如說為了學校，為了辦教育者的“報銷主義”。辦教育者當然不肯相信這個話，他們會說，這樣嚴緊地督促，無非要使學生得到實益。可是真要使學生得到實益的話，應該把死板的課程從活的方麵教學，從行動上、思想上教學。練習哩，考試哩，這類事情固然必須，但要有個限度。如果超過了限度，以這類事情為唯一法門，那是必然會陷入“形式主義”裏去的。發出“救救中學生”的呼聲的，豈止陳衡哲女士一個人。我們見到許多中學生的文章，痛切地說到他們所受的苦楚，求援的心情透露於言外。而其原因，往往在學校所采取的“形式主義”。我們並不想主張把練習、考試等事情一律取消，隻希望辦教育者覺悟“形式主義”的弊多利少，把它減輕到最低限度，這樣，學生所得到的好處就很多了。當然，有餘多的工夫去閱讀課外讀物也是好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