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實的健全的人
我們對中學生諸君進言，一向勸諸君自學，做“為己之學”。教師或旁人無論如何勝任，無論如何熱心，總之不過在先作個引導，從旁作個幫助；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學習上去，全靠諸君自己。學習又得跟整個生活打成一片；學得的一點一滴，必須化而為生活的營養料，才有受用。這些意思都淺近不過，就是沒有人說，諸君自己想想也就明白。可是想明白跟照樣做，其間還有一段距離。我們切望諸君想明白之後隨即照樣做，而我們與諸君之間的交通路線隻憑刊載在本誌（《中學生》）的一些文字，於是文字中就不免屢次提起這些淺近的意思，看來有些絮絮不休似的。願諸君不要煩厭我們的絮絮不休，願諸君鑒諒我們對於你們的忠誠。
我們想，需要充實的健全的人，再沒有比現在更急切的了。就國內說，千萬項的事業要興辦起來，無盡藏的資源要開發起來，學術文化至少要夠得上世界一般的水準，工作服務至少要不缺乏我國傳統的美德，這才能成就建國大業。就世界說，一班討論戰後問題的人差不多有相同的意見，就是：各國人都得有或多或少的革故更新，把思想改得更明澈些，把胸襟改得更闊大些，這才能和平相處，奠定世界新秩序的基礎。要實現這些個，全靠充實的健全的人。少數人充實健全不濟事。充實的健全的人愈多，成效愈大。請記住，現在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咱們有整個的教育係統，從小學至大學有各種的學科，除了學科而外，有環繞咱們的事事物物，足以引起咱們的思維與覺解：這些個咱們都不比人家短什麼，依理說，咱們的學習至少該像人家一樣的好。假如咱們很少成就或竟沒有成就，那一定是學習的精神上跟方法上出了毛病；雖然教師或旁人也不免要負點兒責，但主要的還在咱們自己。隻有咱們不想把自己充實起來健全起來，學習的精神上跟方法上才會出毛病。如果感覺充實與健全的必要與急切，咱們的學習必然會走上正當的路子，收到應得的成效。
我們時常留心學校的成績，不憑書麵口頭的標榜，不憑大略估量的統計，而從骨子裏去看，不免感到前途未可樂觀。考卷是成績，我們親眼看見與聽人說起的關於考卷的趣事與笑話太多了。（其實哪裏是趣事與笑話！）考卷還隻是成績的小部分，要看整個莫如看人，人表現全部的成績。看人的結果，我們不願意具體的說，說來叫人氣短，總之距離最低限度的期望還有一段兒。需要充實的健全的人，現在是這樣的急切，而這樣的人的增多，卻不很看得見朕兆，若說憂患，該沒有比這個憂患更大的了吧！
要給成績不好作辯護，我們知道可以舉出種種的理由，環境不良啊，設備不周啊，心情不安啊，還有其他。可是，理由即使有一百種，也抵消不了學習者本身上的缺失，就是：不想把自己充實起來，健全起來。這種缺失不能彌補，所舉種種理由即使不存在了，成績也未必就會好起來。本身沒有這種缺失，抱著“充實第一”“健全第一”的意誌，必然能把有礙的種種理由克服，走上“自學”“為己之學”的途徑，表現著完美的成績。種種理由當然是客觀的存在；可是我們以為不必引來辯護自己，寬慰自己，最要緊的是問問自己到底想不想把自己充實起來，健全起來。
想想吧，這個時代，這個國家，這個世界。學習，學習，所為何來？生活，生活，所為何來？這些雖是近乎哲理的問題，但做一個人，你要不含糊，不馬虎，就必須解答這些問題。解答之後，充實自己，健全自己，將是必然達到的結語。於是一切學習（不隻限於學科方麵）也將以全然不同於往日的精神跟方法來進行，結果完成個無愧於當世的人。人人都如此，咱們就沒有憂患了，咱們的前途絕對樂觀。
1943年9月1日作，刊《中學生》戰時月刊68期，署名聖陶。
受指導與實踐
本誌第六十六期《讀者之頁》欄內，刊載左治平君一篇文字，題目是《我們需要領導》，大意說現在青年學生實際上得不著切身的領導，對於求學做人兩大項目，要求得一個“如何”而不可得，這就成了苦悶。左君盼望教育當局深切注意到這個事實，提高教師的待遇，鄭重導師的人選，使教師領導學生求學做人這回事兒名副其實。
我在那一期的《卷頭言》內寫了一篇《實踐》，意思是由左君引起的，我以為有人指導，自然最好，得不到誰的指導，也並不妨事；隻要抱著實踐的態度，認定現在自己已在求學，已在做人，從而認真的求，認真的做，就將發見那個“如何”，終身受用不盡。
現在教育不能令人滿意，幾乎是大家一致的意見，雖然不滿意之點各個不同。教育原是個非常繁複的事業，理論跟實施配合，教育本身又跟旁的種種事業配合，幹教育的許許多多人都把教育當一回事兒幹，這才弄得好。其間稍有疏漏，表現在事實上就不免令人不滿意。咱們存心寬厚，不願意責備這個責備那個，隻希望疏漏之處逐漸減少，直到全沒疏漏。希望盡管希望，教育事業真個達到令人滿意的境地，可不是一年半載的事兒。青年學生能等到那個時候再受教育嗎？當然決無此理。不甚滿意的教育也隻得去受，為彌補損失起見，受教育之外加上個自己教育；自己教育最為踏實，一點一滴的成就都是有用的東西。這是我站在青年學生的立場上，替他們打算的想頭。這個想頭平庸不過，也唯有作這麼想；可決不是虛空的想頭，誰能夠自己教育誰就教育了自己，我相信。
最近左治平君給我一封信，告訴我他看了我那篇《實踐》的意見。現在摘錄在這兒。
……我覺得還是非有人領導（至少也得有指導）不行的。譬如先生說，“你知道最大的快適要在高度的努力之後才會感到，你就會盡力的到家的打每一回球……”但如何才能“知道”呢？實踐盡管不要研究得“最大的快適”的理論，但也得知道得“最大的快適”的途徑呀。
一年多來的摸索，我很能理解先生“如果得不到誰的指導，也並不妨事”這句話。但先生能想到這種實踐會走多少迂回路，會碰多少釘子嗎？先生又何能想到有多少有為的青年在這條黑路上停步前進呢。
我所謂的“領導”，不是被動的跟著老師走。但先生所謂的“實踐”，則近乎教青年瞎摸。我真不了解沒有人指導，怎樣去揣摩國文的每一個字句，除了碰過幾回釘子，知道人有“互相利用”的必要外，極少有人知道互助社會進化的原理，而向周圍的人表示親愛精誠。……
左君說需要有人指導，我當然同意；可是我說的是萬一得不到指導也有辦法，並不如左君說的“非有人領導不行”。按實際說，現在教育誠然不會令人滿意，但受教育的人絕不會一點兒也受不到指導，不過指導的質跟量有優劣多少的差別罷了。就像左君所舉揣摩國文的字句，以及向周圍的人表示親愛精誠，在國文課內以及教師訓話的集會間，決不會全不提及。哪怕教師提及的隻是敷敷衍衍的幾句，如果你不用敷衍態度來對付，你認真的去揣摩去體驗，也會見得廣博精切，因為你實踐了揣摩跟體驗的工夫。不能實踐，有很好很多的指導也是枉然；能夠實踐，甚至沒有指導也可以發見途徑：就受教育的人一方麵想，應該有這樣的信念。
揣度左君的意思，似乎他希望有一套完美無缺的指導理論跟方法，教師們把握了那一套，用來指導學生；學生依從了指導去實踐，才不至於走迂回路，碰釘子。依我想，那一套東西是不會有的，就是教育事業進展到令人滿意的時候，也不會有。走迂回跟碰釘子原是人生免不了的功課；小孩兒從不會走路不會說話到會走路會說話，學問家發明家從茫無所知到著書立說開物成務，都得走不知多少迂回路，碰不知多少釘子。走過迂回路的才真正認識哪一條是直路，碰過釘子的才真正懂得怎樣避免釘子；順順當當的接受現成的完美無缺的指導，省事固然省事，但認識跟懂得就未必有這麼真切，何況事實上又沒有完美無缺的指導這回事兒。走迂回路跟碰釘子實在不足怕，怕的是左君所說的在黑路上停步不進。若把自己探索認為黑路，而停步不進，要等待路上亮了——就是得到指導了——再走，那麵前的生活就將是一段空白。如何填充這一段空白，恕我說不上來。
路上黑暗的時候，隻要存心要走路，瞎摸也得走去。何況就求學做人兩大項目說，靠自己的力量幹去，情形也並不同於瞎摸。因為咱們周圍羅列著種種的材料跟事實，那些材料跟事實看起來好像散亂無序，但一些智慧的人置身其間，把自己的心思能力跟他們打交道，結果就發見了條理跟法則；咱們的智慧未必不如人，咱們同樣有那些材料跟事實在，如果真個把自己的心思能力跟他們打交道（這就是所謂實踐），難道就發見不出條理跟法則嗎？所以，“摸”是要“摸”的，人一輩子都在“摸”之中，不“摸”就見不真切，說不上終身受用；但這個“摸”加不上個“瞎”字，因為明明有自己的理智跟意誌在那兒引導著。就是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指導，這一“摸”還是必不可少；不“摸”的話，所謂條理法則跟咱們的知能膠粘不起來，隻是白白的受了指導。
再說，教師固然是指導咱們，可是咱們受指導決不限於教師一方麵。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咱們真有向學的心，可從受指導的方麵隨時隨地都是。一個農夫或工人的一句話，刻印在書本子裏的一章一節，在一個人思想行動上發生永久的影響，這種例子在人物傳敘中常常可以見到。這樣想的時候，咱們就全無寂寞之感；雖不能從教師方麵受到很好很多的指導，可從受指導的方麵卻還多著呢。除了自暴自棄的人而外，該不至於就此停步不進。
以上是我看了左君的信想起的一些意思。就幹教育事業的人一方麵說，看了左君那篇《我們需要領導》以及摘錄在這兒的信，似乎應當有警覺。咱們不希望人人都作聖人，咱們知道各人總有各人的缺點，但希望幹一件事兒的當一回事兒幹，按照流行的說法，就是“站定在崗位上”。青年學生盼望指導這麼迫切，要怎樣才可以讓他們滿足，這是“站定在崗位上”的人照理該絞腦汁的。學製的變更，課程的改革，導師製的推行，都不能說無關宏旨；但尤其緊要的在責其實，學生是否得到真受用。有人在喊“我們需要領導”，可見距離真受用還遠，這就得往責其實一方麵著力。否則任你學校林立，學生激增，總之不成個教育事業。
1943年10月23日作，刊《中學生》戰時月刊70期，署名聖陶。
新年致辭
本期出版的時候，一個新的年頭又開始了。新年裏人們見了麵，往往說些祝賀的話；雖然祝賀的意義很有高下雅俗的分別，有一點卻是一致的，總之期望彼此都好，比過往的一年好。現在我們抱著忠懇的心意，本著彼此都好的期望，來說幾句新年的話。
幾年以來，咱們心頭橫亙著一個大題目，就是抗戰建國；工作的時候想著它，遊息的時候想著它，睡夢醒來，第一個在意識裏顯現的也是它。咱們時時刻刻想著這個大題目，並不在博得一聲讚美，說咱們是愛國家；實在因為這個大題目關係著咱們各個人，同時關係著咱們全體，非打算好好交卷不可。抗戰建國不成，一切無從說起，生存尚且保不住，再不用說什麼發展。咱們不但要生存，並且要發展，自然不肯放鬆這個大題目——這是非常實際的，發於內心的迫切要求。
照現在的戰爭局勢看，盟國的實力在突飛猛進之中，盟國的進攻在各個戰場上順利展開，侵略國家的敗北與崩潰，已經是即將實現的事。雖說什麼事情都一樣，越到最後階段越艱難，越要加緊努力，可是抗戰的成功已經把握在咱們手裏，那是無須懷疑的。而更為艱巨的建國大業，咱們是否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現在尤須問一問。抗戰和建國原不是各不相關的兩件事兒，還須兩方麵都成功才真是成功；這一方麵如果不成功，就把那一方麵的成功也取消了。
抗戰建國的成功都決定於人，而情形略有不同。就抗戰說，雖然全麵抗戰的說法表示人人參加，實際上卻有直接間接的分別。建國可不一樣，人人都得直接參加，沒有所謂間接的。人人直接參加，而且都表現得好，這才達到建國的成功；不然就不成功。咱們每人是人人之中的一個，不能不深自省察。
所謂建國，具體的說，就是把我國工業化，民治化。那些缺少的資本可以向人家借貸，那些必要而咱們所沒有的資源器械可以向人家購買，那些效率很高的方法技術可以要求人家幫助；可是還有一層頂要緊的，咱們必須是工業化的人。這不僅是技術上的問題，同時也是德性上的問題；組織的強固不強固，服務的到家不到家，為公的徹底不徹底，在在都與德性有關。好的技術與好的德性湊在一塊兒，才是真正工業化的人，才可以真正促進我國的工業化。至於促進民治化，同樣的，頂要緊的是咱們必須是民治化的人；而所謂民治化的人的條件，尤其偏重在德性方麵。
我們不敢像有些人那樣幹脆簡捷的說，過去的農業社會與家庭中心的道德，如今完全要不得了，應該一筆勾銷了。我們隻想說，如今時勢變了，僅僅守著那些傳統實嫌不夠，必須求其超過。這是一點。所謂道德不是寫在書上的文句，掛在口頭的語言，必須是人人躬行實踐的行為標準，才可以支撐一個社會，使他堅固強壯。在過去，道德是否如此普遍化，且不究問；而在今日，在人人直接參加建國大業的今日，那超過舊傳統的道德卻非普遍化不可。這又是一點。
求其超過也不是什麼艱難的事。從前是隻限於一個小範圍，現在卻要擴大開來，著眼在國家民族；再推而廣之，要意識到整個世界，在龐大的世界秩序中做一個人。這與宋儒“民胞物與”的見解也差不多，不過宋儒走神秘主義的路子，教人不很容易捉摸；咱們如今就實際生活上，就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隻要肯想，就自然達到這種見解，自然形成咱們的新道德。
若問新道德的普遍化是否可能，那要看大家是否肯想，是否能想得透徹。肯想，就能想透徹，因為這其間並沒有什麼深理奧義；怕的是不肯想，不肯想又哪裏會透徹。不肯想的原由可以有種種，總括起來，大概是見私不見公，見近不見遠；守住了私的近的舍不得放手，私心造成的迷霧就把公的遠的都遮掩了。一個人不肯想，他對不起自己，同時牽累了旁人。多數人不肯想，新道德就作不成社會的有力的支柱，建國大業就不會完全成功。
但是咱們知道，風氣可以影響個人，個人也可以開創風氣。唯恐新道德不能普遍化，每個有心人自當把開創風氣的責任擔在自己肩膀上。這並非說寫一百篇文字，作一百回演講，而是說隨時躬行實踐，表現成一個新道德的人。就個人說，這是最有把握的辦法；就社會說，這樣的人多了，風氣也就建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