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個教育行政機關對視察人員作如下的指示。一個教師，如果對於待遇不大計較，教功課認真，得到學生的好感，他就有些可疑，應加注意。一個學生，如果埋頭用功，功課不錯，又喜歡看課外書籍，他就有些可疑，應加注意。指示並沒明說計較待遇，教功課馬虎，把學生認作對頭的是好教師，也沒明說不肯用功，功課門門不及格，終年不接觸書本的是好學生，但是仿佛有這樣的意思包含在裏頭，隻要想一想就可以看出。
前麵提起的一些雜事，都容易引起慨歎。在這個時候，無論教師學生，好人做不得，可歎。在這個時候，最好少看書，看書常常引起麻煩，可歎。怎麼會弄成這麼個情狀，至於好人做不得，書看不得呢！尤其可歎。
可歎當然可歎，但是不宜一歎了之。如果查究這個可歎情狀的根，還在於政治的腐敗影響到教育，學校以外疑神疑鬼，學校以內也就疑神疑鬼起來。為什麼要疑神疑鬼？由於一部分人自己太不爭氣了，他們不爭氣，卻有權力，要維護他們的權力，自然走上疑神疑鬼的路子。第一，隻怕人家說他們的壞話；第二，隻怕人家的能力勝過他們；第三，隻怕人家奪去了他們的權力。這樣一個隻怕，兩個隻怕，疑心就發榮滋長了。於是社會風氣——縮小範圍單說學校風氣——就讓他們攪壞了。學校是最需要相見以誠的所在，卻成了疑忌叢集的場合，還有什麼教育可言？單憑這一點，他們的罪惡就到了不可饒恕的程度。
可是我們忠厚存心，期望他們從今為始能夠贖免過往的罪惡。贖免的方法，說起來也簡單，隻要他們自己爭氣。自己不肯爭氣，毫無辦法，如果肯爭氣，誰都不能抹煞他們的好成就。爭氣了，就沒有人說壞話了，即使惡意造謠說壞話，又何傷於日月之明？爭氣了，就不怕人家能力勝過他們了，強的遇見強的，正好合夥做好朋友。爭氣了，自然得人信任，受人委托，這樣得來的權力最為堅強，也用不著苦心焦思加以維護了。總之一句話，隻要他們自己爭氣，他們的疑心就可以消釋淨盡，他們將自笑以往的疑神疑鬼實在無謂。那時候學校風氣自然會轉變過來，至少回複到相見以誠的正常情狀，那才有教育之可言。但是，如果他們老是不肯爭氣，寧願一輩子背負著不可恕的罪惡呢？……
就另一方麵說，好人做不得，當然不能就此不做好人，書看不得，當然不能就此不看書。對於背負著罪惡的人，我們尚且期望他們爭起氣來，勉為好人，我們既為好人，又怎肯改弦易轍？對於思想錮蔽的人，我們尚且期望他們逐漸解放，得到自由，我們既已解放，並且覺得吸收知能真同飲食一般需要，又怎肯棄書不讀？為了做好人與看書受些冤枉，在今日誠然難免，然而這決不能動搖我們的意誌。正唯如此，我們要多結朋友，擴大思感相通的範圍，彼此以各自的認識與實踐互相影響，造成風氣，大家永遠勉為好人，大家永遠多多看書。我們相信不肯爭氣的人終會淘汰，或由於自然淘汰，或由於人為淘汰。“人民的世紀”已經開始，淘汰作用必將以加速度進行。我們享有做好人的自由與看書的自由的日子即將到來了。
1945年12月15日作，刊《中學生》總172期，署名朱遜。
助學運動
最近上海發動了“助學運動”，各校同學聯合起來，捐募款項，資助無力繳納學費的清寒同學。本誌本期刊載王同君的一篇《關於上海學生的助學》，記敘這個運動的大概情形，讀者諸君可以參看，這兒不必再說。我們要說的是從這個運動想到的一些意思。
就意義上說，我們以為這個運動是值得稱讚的。第一，這個運動把同學們“人己一體”的認識具體化了。所謂“人己一體”，就是苦樂不限於一己，以大群的苦為苦，以大群的樂為樂。這種境界，先得把一己融合在大群裏頭，與大群共同呼吸，共同生活，才可以達到。達到了，有了這種認識了，還得在行為方麵實踐，才算把這種認識具體化了，並不是空有了這種認識。清寒同學在學校開學的時候，付不出巨額的學費，注不來冊，上不成課，許多的知能擺在眼前，可望而不可即，沒法接受，沒法鍛煉，是何等的痛苦！上海同學體會到這種痛苦，認為不僅是清寒同學的痛苦，也就是各人自身的痛苦，於是組織起來，發動“助學運動”，來解除這種痛苦。行為和認識一致，貫徹了“人己一體”的精神。這種精神推廣開來，不斷加強，在任何方麵都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如今民主潮流高漲，這種精神的推廣與加強尤其可貴。所謂民主，必須人人貫徹“人已一體”的精神，才有真正實現的可能。
其次，這個運動在學習上極有價值。上海同學發動這個運動，可以說抓住了個極好的學習機會。所謂學習，不限於讀書。讀書無非從古人與今人的經驗中吸收一部分當前切用的經驗，這固然很關重要；但是尤其重要的，在從實際的閱曆中得到親切的經驗。我們要從書本方麵學習，更要從實務方麵學習，兩方麵不可偏廢；如果要分個主次，寧可以實務方麵為主。“助學運動”顯然是一項實務，從開始發動到募集結束，其間頭緒紛繁，步驟種種，一毫攪亂不得。而上海同學都能處理得很好，事事有商有量，件件通力合作，遇到了阻難，能夠設法克服。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這中間，上海同學已經竭盡了學習的能事，已經收到了最可寶貴的若幹經驗。希望他們繼續這樣的學習，希望別的同學也努力這樣的學習。實務當然不限於“助學運動”，總之，任何實務擺在麵前，決不可錯過學習的機會。
“助學運動”有以上所說的意義，所以我們說它值得稱讚。最後，對於當局的阻難也要說幾句話。阻難的動機是很容易料想的，無非以為同學們別有作用，受人利用，或者以為在群眾力量發皇的今日，這個運動推動到上海全市，未免太那個了，不得不阻擋一下。無論動機屬於哪一項，總之不是民主時代的行政當局應有的想法。我們要誠懇的提出要求，以後切不可再作這種想法。行政當局和校長教師一樣，也應該站在學生一邊，深切體諒學生的苦心，發覺他們的運動的意義，加以指導和讚助，那才合乎“行政”的要旨。
1946年3月11日作，刊《中學生》總183期，署名聖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