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二十二日上午，距離夏先生逝世三十四小時半，夏先生朝社友葉聖陶說了如下的話：“勝利，到底啥人勝利——無從說起！”說這話以前，他已曾昏迷過好幾回，說這話的時候卻是清醒的，病容上那副悲天憫人的神色，令人永遠不忘。勝利消息傳來的那一夜他興奮得睡不成覺，在八個月之後，在他逝世的前一天，卻勉力掙紮說出這樣的話來，可見幾個月來他的傷痛很深。他那傷痛不是他個人的，是我國全體老百姓的，老百姓經曆了耳聞目睹以及身受的種種，誰不傷痛，誰不想問一聲：“勝利，到底啥人勝利？”自私自利的那批家夥太可惡了，他們攘奪了老百姓的勝利，以致應分得到勝利的老百姓得不到勝利。但是我們要虔敬的回答夏先生，勝利終會屬於老百姓的，這是事勢之必然。老百姓要生活，要好好的生活；要物質上精神上都夠得上標準的生活，非勝利不可。勝利不到手，非努力爭取不可。努力複努力，爭取複爭取，最後勝利屬於老百姓。夏先生，你安心的休息吧，待你五年祭十年祭的時候，我們將告訴你老百姓已經得到了勝利的消息。
1946年5月1日作，刊《中學生》總175號，署名本刊同人。
沒有書，自己想辦法
最近接到一位讀者來信，說他以前沒有讀過本誌，今年才看見本誌的一月號，愛不忍釋，省了旁的急用，掏出僅存的錢買了一本回去，兩天功夫，通體看完。二月號三月號也買了，是省了每天的早餐積下來的錢。可是早餐不能經常不吃，旁的錢沒有來源，他父親是一位工人，決沒有餘錢給他買雜誌。而四月號快要出版了，就此間斷，實在難受。他問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我們看了這封信，非常感動，有這樣的讀者在那裏看我們的雜誌，我們還敢懈怠嗎？至於解決辦法，我們可想不出。書籍雜誌也是商品，非錢買不到手，沒有錢隻好不買。為安慰這位讀者起見，我們送了他一本四月號，並且寫信回複他說：書籍雜誌不一定要買來看，如果當地的什麼圖書館備有本誌的話，到圖書館去看好了。這個話隻恐會使他失望，如果圖書館不備有本誌，怎麼辦呢？
從這件事，我們想起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之下，感到同樣苦悶的青年很多。要看書，可是沒有力量買書。心裏記著什麼什麼書名，或者在書鋪裏見過那些書的封麵，翻過那些書的序文目錄，可是沒有福分把那些書捧在手裏，從頭到尾，幾次三番，稱心適意地讀個暢快。這種難受，正不比坐在糧食鋪前的饑民來得輕鬆。老實說，由於種種條件的限製，我國出版界實在貧弱得可憐。融會貫通、深入淺出的著作，舉不出幾部，係統的介紹世界思想藝文的譯著，還沒有出現，嚷了二十多年的整理舊籍，真正整理好了的舊籍不知道在哪兒。若用糧食鋪來比，我國出版界好比一家蹩腳的糧食鋪，其中儲備既不多，又不免攙雜些陳腐貨色。可是一批精神上的饑民連這一點兒貧弱的儲備也沒法享受。困擾他們的不是好壞問題，是有無問題，他們徹頭徹尾的沒有，徹頭徹尾的挨餓。
說到圖書館，情形也很慘。除了大都市裏少數大圖書館而外，各地圖書館的購買費都很窘，照目前的書價來說，每個月買不到十本五本。舊存的圖書，破碎的破碎了，遺失的遺失了，日子延長下去，說不定會隻剩屋子裏的幾個破書架，大門口的一塊破招，牌。學校裏的圖書館或圖書室也不會好些，可能還要壞些。在教師無法維持生活，萬分不得已，用罷教的手段來表示控訴的今日，學校還有餘錢來添購圖書嗎？因此，青年們精神上無論如何饑餓，要想在圖書館裏學校裏飽餐一頓，往往廢然而返。
那麼竟毫無辦法了嗎？我們想，辦法是有的，隻有青年們自己來解決。愛讀書的同誌組織起來，為了讀書，廣泛的堅強的組織起來。組織起來之後，各人拿出少數的錢，共同采購各種書誌，是一法。有無相通，各人把所有的書誌換看沒有見過的書誌，是一法。協力捐募書誌，彙集在一起大家看，又是一法。這些辦法是容易想到的，而且早有人行過，不必多說。我們要說的是行這種辦法必須有恒心，必須當一件事幹。常見學校裏組織讀書會，起初大家興致很好，不久就漸漸懈怠，最後煙消雲散，連會裏的幾本書誌也不知道哪兒去了。那樣的沒有恒心，不當一件事幹，精神上永久挨餓也是應該的。真正感到饑餓的青年們該不會如此。組織廣泛且堅強，共同閱讀可以收到觀摩切磋的益處，這比較關起門來一個兒閱讀，當然大有不同了。
1946年5月21日作，刊《中學生》總176期，署名朱遜。
新年與希望
新年給我們帶來了希望。這句話在不肯努力的人是沒有意義的。希望又不是規定在年頭上自己會飛來的鴿子，你說新年來了，希望也就來了，豈不是一句夢話？
新年給我們帶來了希望。這句話在努力不懈的人是很有意義的。本來在那裏努力了，既經努力，或多或少，總該有些成就，得些收獲。可是過去的已經過去，隻當它一筆陳賬，如今在一年的開頭，重新記起新賬來吧。這就是說，以往努力如何是以往的事，從今以後，把握仍然在我們自己手裏，自非切切實實努力不可。這原是繼續努力，然而那“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精神，實在與開始發憤努力一模一樣。就在這發憤努力中間，我們看見了前麵的希望。
不肯努力的人根本與希望無緣，也沒有資格說什麼樂觀悲觀。你生活過得好，環境處得好，就樂觀了嗎？這其間全沒有你的因素在，你隻是因人成事，往底裏想，有什麼可以樂觀的？你生活過得不好，環境處得不好，就悲觀了嗎？你並沒有絞一絲腦筋，花一分力氣，企圖改善你的生活和環境，試問除了對你自己之外，還有什麼可以悲觀的？
希望是努力不懈的人特有的獎品。在他努力的時候，希望獎勵他的不停的前進。在他有了成就得了收獲的時候，希望化而為事實，獎勵他的切實的努力。為有這獎品在，努力不懈的人是無所謂悲觀的。即使現狀萬分惡劣，他始終心胸寬廣，精力飽滿，照通常的說法，是樂觀的——因為他努力不懈，把握確實在他自己手裏。
今當一九四七年的開頭，我們願與讀者諸君共勉：大家要努力不懈，就憑這個努力不懈，實現大家的希望。
1946年12月15日作，刊《中學生》總183期，署名聖陶。
“重新作人”
上月九日，上海第三區百貨業職工會發起舉行愛用國貨抵製美貨運動籌備大會，會還沒有開，與會者就遭到一批有組織的打手毆打，受傷的很多，有一位梁仁達先生傷重致死。於是各界紛紛組織“二九慘案後援會”，標舉反抗暴行，維護人權的宗旨。
同類的事情，年來所見已多。隻要神經不太麻木，就可以想到勝利之後我國的局麵是：士兵們在戰場上受傷被殺，吃的是同胞放出來的槍彈、炮彈，非士兵們在各地受傷被殺，吃的是同胞打下來的木棍，放出來的槍彈。“自相殘殺”是禽獸所不為，可是我們竟至於禽獸都不如。旁的什麼且不說，我們中國人到底要不要留一條生路呢？真是太叫人痛心了。
上月十七日的《文彙報》上登載一篇上海市教育界慘案後援會的宣言，表示教育界同人發動“搶救失足青年運動”，希望失足青年不再作加害於同胞的人。宣言比較長，這裏不便全抄，隻能摘錄些警句。宣言中說：“我們……所培植的青年……一麵在被殺，一麵在殺人。”事實如此，豈隻叫教育工作者傷心，凡是愛中國愛同胞的，誰不傷心？然而教育工作者不能徒然傷心而已，他們要盡他們教育的責任，所以發起這個運動。宣言中又說：“我們認為他們中間的大多數是受了欺騙，被迫走上這一條出賣良心的，不光明的，沒有前途的道路。我們對於這一批願意或可能改邪歸正的青年，應該給他們機會，讓他們重新作人。”不講道理，動輒用暴力傷害同胞，總之不是正路。暴力又決不能解決什麼問題。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顯而易見的卻見不到，除了受利誘，就是受蒙蔽（其實受利誘也是受蒙蔽）。以下是宣言中所舉出的去蔽的途徑：“明是非，辨黑白，分別敵友，認識現實，趕快回頭，回頭是岸。”
我們極端同情教育界的這個運動。我們也願意如宣言中所說，“用口，用筆，用行動去喚醒已經失足的青年走上正路，勸告即將失足的青年懸崖勒馬。”同學們也可以參加這個運動，做父母兄姐的也可以參加這個運動。大家一齊來，大家一腔誠心誠意，效果自然不會小。
我們應該相信人之相去不遠。失足的人是遭遇了大不幸，要用最深厚的同情心勸告他們，請他們在幾微之間有所改變。
我們要為我們中國人留一條生路。我們要努力脫出禽獸不如的境界。
1947年2月17日作，刊《中學生》總185期，署名聖陶。
關於《中學生與文藝》筆談會
本誌這一期舉行筆談會。筆談會與座談會各有利弊。可以請各地的朋友參加，可以讓各人通盤細想，想定了然後發表，這是筆談會的好處。可是，筆談會不能請各人針對各個項目作討論，你補充我的，他駁詰你的，結果得到個比較融通大家同意的結論，換句話說，座談會的好處，筆談會可沒有。我們知道什麼事都沒有十全的，就決定座談會與筆談會輪流舉行；一月號裏舉行了座談會，這回四月號就來個筆談會。
為什麼提出《中學生與文藝》這個論題來呢？從讀者諸君的來稿和來信中，我們知道文藝這東西盤踞了諸君大部分的心胸；不但現在如此，從本誌創辦到現在將近二十年間一直如此。除開讀者諸君，我們經常會麵的青年朋友也不在少數，他們大多是喜愛文藝的，有的甚至說願把文藝作為終身事業。我們又一向認為文藝的讀寫與語文教學有密切關係，語文好比軀殼，光是軀殼教學不出什麼道理來，軀殼之中必得有一股精神；如果能好好運用，把文藝的精神注入語文這個軀殼，教學上將有許多方便與實效。由於上麵說的幾層意思，將近二十年間，本誌集體討論青年與文藝的問題已經有好幾回了。現在的讀者不就是以前的讀者，現在的時勢又異於從前的時勢，現在重新提出這個論題來，決非俗語所謂“炒冷飯”，這是我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