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的諸位先生的文篇既已刊載在一起，請讀者自己去閱讀，去參詳，我們不再加上什麼綜合與引申。最要緊的是諸君須記住：聽取他人的意見固然要虛心，要有誠意，可不能抹殺自己；是自己聽取他人的意見，取舍讚否全得由自己作主。凡是聽人家的話，讀人家的文字，都應該如此，對於特地為諸君執筆的筆談會文字也決非例外。諸位先生讚助我們，把他們的意見寫了出來；我們彙刊他們的文字，貢獻在諸君麵前；諸君讀過之後，憑自己的經驗下判斷。如果諸君能從其中找到些對自己切實有用的話，哪怕隻有一句，從而增進了對於文藝的理解，在文藝的修習上就仿佛望見了一道導引的燈光；那麼這回筆談會就不是沒有意義的了。
關於青年願把文藝作為終身事業，以及立誌作文學家，執筆的諸位先生很少提到。現在我們在這裏說一些；當然，也隻是我們的意見，並不是絕對正確，非聽從不可的。
願把文藝作為終身事業，立誌作文學家，這是表示一種誌向，當然是非常好的。可是單有誌向不成，要達到誌向，必須切實地幹。就文藝說，切實地幹分兩方麵。研究文藝是一方麵，創作文藝又是一方麵。這兩方麵要幹得到家，都得靠充實的生活，廣博的經驗，以及超過一般水準的語文素養。許多人在這些上夠了格，著手研究就研究出個所以然來，著手創作就創作出成功的作品。如果不夠格的話（就是說，生活不充實，經驗不廣博，語文素養不超過一般水準），當然還是可以研究和創作，然而成績就難說了。一個青年既然對文藝抱有誌向，就得在生活、經驗、語文素養上多多著力，那才是探到了根源。這並不是說，不做文藝工作就不必在這些上著力，做文藝工作才該特別著力；隻是說，不在這些上著力，無論研究文藝或創作文藝，都不免舍本逐末，縱有專攻文藝的誌向，恐怕未必能達到。
再說，青年時代立誌將來作什麼，到了將來未必果真作什麼，這是很尋常的事。經年曆歲之後，誌趣轉變了，環境不同了，當初以為自己適宜做什麼，到此卻發覺並不怎樣適宜；當初沒有想到某一種工作，到此卻相信自己能夠幹而且幹得好：這就前後異致了。為此，我們以為願把文藝作為終身事業雖然是個好誌向，可不一定是個始終不渝的誌向；現在抱這樣誌向的假定有十個，到十年二十年之後也許有五個早已丟開了文藝。我們這個話並不是給諸君潑冷水，我們隻是說實話而已。工作樣樣都好，樣樣都值得做，隻要有益於人群。工作無所謂頂好的，做文藝工作當然不比做其他工作特別高貴。所以，即使到將來丟開了文藝，改變了現在的誌向，也沒有什麼關係。最要緊的是現在。現在對於文藝既然熱誠愛好，就得切實下功夫，不要徒有愛好文藝之名，必須做到攻研文藝之實。無論將來是不是終身以之，現在下的功夫總是自己終身的受用。
1947年3月19日作，原題《關於本期的筆談會》。
刊《中學生》總186期，署名聖陶。
理應怎樣與實際怎樣
我們說學校裏全部課程的目標在於培養學生的思想行為，這是一句原則性的話。聽了這句話的要理解得切實一點，就會問道：培養怎樣的思想行為呢？回答這句問話，就不能離開自己的觀點。假如希特勒還在，他仍然握著德國的政權，他會回答道：當然要使學生們具有納粹的思想，一切行為都適合納粹的需要。這是希特勒根據他的觀點說的。我們回答起來可不同了，因為我們有我們的觀點，與希特勒全不一樣。
我們的觀點從哪裏來的？從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人民而來。最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全世界的明白人都說從今以後該是“人民的世紀”了，我們更覺得我們的觀點正確切實，沒有錯兒。按照我們的觀點，人民是“無對的”，人民以外不再有什麼特權人物，如酋長，皇帝，軍閥，豪紳，等等。全體人民組織一個國家，好比全體股東組織一個公司或者合作社。政府好比公司或者合作社的經理部，是為股東服務的，對股東負責的。公司或者合作社的股東巴望營業發達，收得利潤，便利日用，無非物質方麵的事兒。國家的股東所巴望的可不限於物質方麵，同時也巴望精神方麵有無盡的收益與便利。那當然一方麵要各自努力爭氣，一方麵要經理部盡心服務，竭力負責，才做得到。
我們的觀點既然如此，我們的回答就跟著來了。培養怎樣的思想行為呢？凡是做一個國家的股東所需要的思想行為，都得培養，都得通過了學校的全部課程來培養。
但是，那隻是說的理應怎樣。而世間的事情往往理應怎樣是一回事，實際怎樣又是一回事。我們考查教育的實際，就知道與所謂理應怎樣相去太遠。教育的實際可以從許多方麵考查，而現行的考試方法也是其中的一方麵。彬然先生說了，“現行的考試隻是教學生去死記書本上的東西。在考試的時候，誰能把書本上的那些東西，用強記的方法，依樣葫蘆搬到試卷上去，誰的成績便算優良。”這個方法不是沒有來曆的，論它的作用，與“培養國家的股東的思想行為”全不相幹。這是從前皇帝考選幫手的方法。皇帝有那麼大的天下，不能不選用許多幫手替他辦事。幫手第一要順從聽話。就選定一套書籍教他們預備，考試就限定在那個範圍以內。臨到考試，叫他們作文。說得好聽點，應試的人作文得“代聖賢立言”，把話說穿了，還不是得“把書本上的那些東西，用強記的方法，依樣葫蘆搬到試卷上去”？誰死記得齊全，畫得成各式各樣的葫蘆而並不走樣，誰就被認為順從聽話的家夥，有入仕為官的資格。皇帝為他自己打算，這樣的考試方法是不錯的。但是，試問現在的教育與皇帝時代的教育應該相同嗎？誰都會回說應該絕不相同，我們在前麵說的也就表明絕不相同。然而，現在的考試方法竟襲用了皇帝時代的考試方法！我常常說現在的教育精神承襲著皇帝時代的教育精神，單憑那考試的方法，就可以證明我沒有說得過火。
理應怎樣是一回事，實際怎樣又是一回事，教育方麵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呢？把一個國家比作一個公司或者合作社，教育一類的事情是歸經理部辦的。股東們說，教育的目標在培養國家的股東的思想行為。如果經理部遵從股東們的意見，認認真真切切實實辦去，那麼，理應怎樣與實際怎樣自然彼此一致。可是，如果經理部不明白股東們的意見，或者不能盡心服務，竭力負責，辦起來就另是一個樣兒了。還有，經理部忘了它是經理部，卻自認為大老板，連股東們都不放在心上，還說什麼“培養國家的股東的思想行為”的教育！大老板的心理正與從前皇帝的心理相近，從前皇帝不是天下的大老板嗎？抄書照原樣，辦教育就承襲了皇帝時代的教育精神。為什麼目前的教育實際怎樣與理應怎樣會相去太遠，應該從這上頭去參詳。
1947年5月15日作，刊《中學生》月刊總188期，署名聖陶。
南京事件
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六月號的雜誌已經排校完畢。為了昨天南京各大學學生遊行，遭受軍警壓製，致有二十餘人受傷的事，我們覺得有幾句話衝到喉頭，非趕緊說出來不可，所以補入這一篇。
首先，我們要向參加遊行的大學生致深厚的敬意。他們提出的兩句口號，“搶救教育危機！”“反對內戰毀滅中國！”是絕對不錯的。這不僅是他們的話，實在是人人要說的話，他們把它喊出來了。我們願以中國人的資格擁護這兩句口號。
其次，我們要向受傷的同學致誠懇的慰問。曆年來大家爭取人權的保障，可是始終得不到保障。現在他們流血了，受傷了，他們與北洋軍閥時代的學生同其遭遇，這是又一回證明曆年來大家的爭取太嫌不夠，非加上十倍百倍的勁不可。到那時候，由於大家的上勁，人權真的有保障了，誰也不會忘了他們的。
一個月來，各地的大學都在動蕩不安之中，學生罷課遊行請願的消息幾乎每天見於報紙。原因不盡相同，或者為了校政不善，或者為了副食品不夠。可是往根底上想，就歸結到同樣的一點，一切由於內戰。這是非常自然的，目前各界的人都覺得精神極度苦悶，生活極度艱困，一個為什麼兩個為什麼地問下去，誰都會得到同樣的答案，一切為了內戰。學生不過比各界的人爽快些，他們用集體的聲音喊了出來，用集體的行動表示了出來。誰要說他們別有用心，那就是誰自己別有用心——與一般中國人的用心不同。
昨天在南京遊行的包括京滬蘇杭十六個大學專科的學生六千餘人。昨天是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三次大會開幕的日子，學生們結隊遊行，為的向參政會陳述公眾的意見。軍警壓製他們，根據的是最近政府頒布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
軍警不足深責，令人憤慨的是那《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現在社會秩序的確很不安定，的確需要維持。但是維持得從根本上著想，把不安定的因素找出來，去掉它。不從根本上著想，卻用壓製的手段，不許遊行哩，限製請願哩，那隻能說是維持權勢的辦法，哪裏維持得了社會秩序！老實說，學生們嘴裏喊出來的，一般人心頭念念不忘的，那才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切實辦法。這種辦法不得實現，任你用什麼壓製的手段，社會秩序決不會安定的。
1947年5月21日作，刊《中學生》月刊總188期，署名聖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