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什麼以前的考慮
一位讀者來信說，他讀不起書了，退了學，回家種田，可是幾畝田的收成除了繳租捐稅，實在不夠一家人吃（他有老母弱妹），想找一條旁的路子，又沒法找到。
又一位讀者來信說，他遠迢迢地從甘肅跑到了上海，想找一個工讀的機會，耽了兩個多月沒有一線希望，同鄉的學校宿舍不能住了，帶在身上的錢也用光了。最近在一個鎮上一家報社裏找到了一個職務，隻有飯吃，沒有工錢。這且不管，當初是抱著學習的願望來的，現在卻毫無學習可言，最為痛心。
以上隻是兩個例子，我們每天看幾十封來信，相類的還有不少。看了那些來信，我們覺得在這個時候談擇業，真有點不合時宜，不切實際。要談擇業，先得有種種的業安排在那裏，才可以從中選擇。選擇起來自不妨按照一般人常說的性情是否相近哩，興味是否豐富哩，前途是否有望哩，一一考慮過後，於是擇定一業幹去。現在是種種的業都將支撐不住的時期啊！從業的人哪裏還可以從容選擇！隻有碰到什麼就幹什麼，碰不到什麼就什麼也不幹罷了。譬如那位種田的讀者，他說種幾畝田不夠一家人吃，誠然是事實；但是，如果放手不種，就連不夠吃也說不上，要根本沒得吃了，他還不是隻好種下去？又如那位在報社裏服務的讀者，他毫無學習可言誠然痛心；但是，如果辭了不幹，當天的飯就成問題，他還不是隻好留在那裏？
且不說碰不到什麼就什麼也不幹，後文將怎麼樣。這是一個牽涉很廣的問題，老實說，我們也說不清楚。單就碰到什麼就幹什麼而言，在動手去幹之前，應該下一番考慮。那件事至少要無害於人才幹，有益於人當然更值得幹，如果有害於人的，碰到了也不幹。不幹就將餓死呢！還是個不幹。孟子曾說“所惡有甚於死”，沒有這一點好惡之心，根本就不配在人群中做一個人，還哪裏談得到什麼從業？
不要談什麼擇業的標準與條件吧。現在隻有碰，無所謂擇，在碰到的時候，像上麵說的下一番考慮，行了。
來舉個例子。碰到可以種田，就得考慮種些什麼。種稻麥，種菜蔬，稻麥菜蔬都是有益於人的，當然種得。如果種罌粟，罌粟是害人的東西，萬萬種不得。我們知道現在還有農人在那裏種罌粟，都不是他們自己願意種的，是有權有勢的人逼著他們種的。他們單獨不能違抗，又不能合起群來的違抗，固然也有不是；但是最可惡的還是逼著他們種罌粟的那批人，別的且不問，單憑這一項罪惡，那批人就該排斥到人類以外去！
種田耕地，依通常說，是所謂“細民之業”。現在再舉一個幹大事的例子，就說當大總統吧。假如碰到人家選舉你當大總統，你該怎麼考慮呢？我們以為可以借美國的兩位大總統作為標本來說，像羅斯福那樣當大總統，幹得，像杜魯門那樣當大總統，萬萬幹不得。羅斯福認識了時代，發見了人民，初期施行新政，後來參加大戰，提出“四大自由”，籌設聯合國機構，這些都是為現在與將來的美國人與全人類打算，要大家共趨進步，共享幸福：他的從業精神太叫人感服了。至於杜魯門，他登台還隻有兩年，已經把羅斯福的規模全取消了，他不顧到人民，他要分割世界，其詳不必細說，總之在現在與將來的美國人與全人類麵前築起一道災禍的牆壁：像他那樣的從業，遠不如退回家鄉去做個田舍翁，還落得個無害於人呢！
當然不會人人去種田耕地，當大總統尤其是難以碰到的機會，我們原不過舉例而已。但是，對於一切事業，在碰到的時候，都該作這樣考慮，然後決定幹與否。
1947年6月17日作，刊《中學生》月刊總189期，署名聖陶。
回問一句
常常有讀者來信，問及怎樣才可以把文字寫好。愛慕文藝的就問怎樣才可以寫成像樣的文藝。
在“怎樣”兩個字裏頭，包含著不同的意義。發問的人也許認為寫東西是有什麼“竅”的，或者叫“秘訣”；寫不好就隻為不懂得那個“竅”，隻要今天懂得那個“竅”，今天就寫得好了；說“怎樣”等於說“怎樣學會那個‘竅’？”另外一派也許認為寫東西須有準備的功夫；自己不知道怎樣準備，所以寫不好，隻要摸著了那準備的門徑，自然就有寫得好的希望：說“怎樣”等於說“怎樣作那準備的功夫”。
就“竅”或者“秘訣”說，在寫作方麵似乎是沒有的，不然就是我們太淺陋了，沒有知道。我們知道技工方麵常常用著“訣竅”的字眼，徒弟拜師父就在學會那個“訣竅”。但是所謂“訣竅”也得用心領會，動手實習，積年累月才能學會，決不是一聽就會，一會就熟，當天立見功效的。
就作準備的功夫說，那自然想得不錯。作什麼事情都得有個準備，寫作也是一件事情，沒有準備怎麼成？要打聽該怎樣準備，目前談寫作方法的書籍有的是。撇開那些寫得壞的不說，那些寫得像樣的無非談到動筆之前該怎樣準備動筆，完篇之後該怎樣準備修改，對於學習寫作的人多少有些幫助。還有什麼寫作經驗談之類，也可以歸在同一類裏。寫經驗談的人談他自己的準備情形，不是正可以供他人作參考嗎？
在這兒，我們倒要向來信的諸君回問一句：你們有興寫作，希望寫得好，寫得像樣，到底為的什麼？
如果回說“無所為”，那不成其為回答。作一件事情，追究到根源沒有“無所為”的，雖然有人把“無所為而為”那句話捧得很高，認為人生的一種超妙境界。
如果回說人家都在那裏寫作，人家能夠寫得很好，所以你也要寫作，希望也寫得很好：那不很妥當。人家做的事情你能樣樣照做嗎？人家的好處你能樣樣追隨嗎？這是萬萬辦不到的，也沒有辦到的必要。假如沒有更切要的需求，你大可以不必費心費力的學習什麼寫作。
如果回說你希望把自己的文字印在報紙雜誌上，希望自己的名字與寫作者文藝家聯結起來，所以要寫作：那也不很妥當。把文字印在報紙雜誌上，被稱為寫作者或文藝家，那隻是個“果”。人家還可以問你，你那個“因”是什麼呢？——你為什麼要把文字印在報紙雜誌上，要成為寫作者或文藝家呢？
對於我們在這兒提出的一句問話，希望諸君仔仔細細的想一想，從自己切要的需求上去想，把自己為什麼要寫作的原因想個明白。想明白了的時候，關於所問的“怎樣”至少解決了一半兒，距離寫得好寫得像樣也就不會太遠了。
1947年7月18日作，原題《反問一句》，刊《中學生》月刊總190期，署名聖陶。
不應當受這樣的教育
一個人在某一個範圍內，不一定看得清這個範圍內的情形，也許“旁觀者清”。我年輕時當過學生，但是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後來也當過幾年小學中學的國文教師；雖然近幾年不教書了，因為在編《中學生》雜誌的關係，常常和同學們接觸。我先下一個結論：我們的教育總之不大對，一個青年受教育不應當受這樣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所受的全不是近乎理想的教育。
新式學校有了五十來年了。本來是在書房裏的，幾個人一天到晚讀幾本書——四書五經；現在則是在教室裏，許多人讀各種學科，差不多都是新的。但是有一個地方仍是舊的，和向來的精神是一貫的，受教育的目標是“利祿”，現在和以前一致。漢武帝時設博士，教授一批貴族子弟讀經，讀通了無非從政，通俗說來就是做官。後來的考試製度是入仕的門徑：考取了，爬上從政的道路；考不取，就一輩子倒黴。除了世襲和捐以外，要做官隻有考試這一條路。（民國以來，世襲和捐是沒有了，非正式的還是有的。）做了官就有俸祿，利和祿是分不開的。考不上去的，能以教書為業的還是少數，自古以來，像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那樣讀書不通、潦倒至死的不知有多少。這是說以前，現在大家還有一種自卑心理，到外國去“鍍金”。“鍍金”也無非為了利祿。現在的官就是公務人員，擴大來講，銀行之類的機關也包括在內，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出路。這個出路，其實就是利祿。
比較通達的人不是這個看法，認為學習是為了受用，學校教育應當使受教育者一輩子受用。譬如教小學生學剪紙，要剪得恰好在一條線上，就必須讓他自己實踐方能做到，隻顧空講是做不到的。但是現在從小學到中學，老師隻是來講的，學生隻是來聽的；大學裏也是這樣。老師隻管講，學生隻管聽，會使學生養成依賴的心理和習慣。看起來聽講很輕鬆，想一想，其實是很悲慘的，從小學到大學，一直要坐十六年，聽十六年。老師講的如果句句是至理名言，倒也值得聽，可是哪兒會有這樣的事呢？十六年坐著聽，是一種很重的刑罰，隨便做點兒什麼，都比白坐十六年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