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佩弦先生
本誌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讀者們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朱佩弦（自清）先生，於八月十二日去世了。認識他的人都很感傷，不認識他可是讀過他的文字，或者僅僅讀過他那篇《背影》的人也必然感到惋惜。現在我們來談談朱先生。
他是國立清華大學的教授，任職已經二十多年。以前在浙江省好幾個中學當教師，也在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教過書。他畢了北京大學的業就當教師，一直沒有間斷。擔任的功課是國文和本國文學。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工作繁忙，處事又認真，經濟不寬裕，又遇到八年的抗戰，不能好好治療，休養。早經醫生診斷，他的病是十二指腸潰瘍，應當開割。但是也有醫生說可以不開割，他就隻服些藥品了事。本年八月六日病又大發作，痛不可當，才往北大醫院開割。大概是身體太虧了，幾次消息傳來，都說還在危險期中。延了六天，就去世了。他今年五十一歲。
他是個盡職的勝任的國文教師和文學教師。教師有所謂“預備”的工夫，他是一向做這個工夫的。不論教材的難易深淺，授課以前總要揣摩，把必須給學生解釋或提示的記下來。一課完畢，往往滿頭是汗，連擦不止。看他的神色，如果表現出舒適愉快，這一課是教得滿意了，如果有點兒緊張，眉頭皺緊，就可以知道他這一課教得不怎麼愜意。他教導學生采取一種平凡不過也切實不過的見解：欣賞跟領受著根在了解跟分析，不了解，不分析，無所謂欣賞跟領受。了解跟分析的基礎在語言文字方麵，因為我們跟作者接觸憑藉語言文字，而且單隻憑藉語言文字。一個字的含胡，一句話的不求甚解，全是了解跟分析的障礙。打通了語言文字，這才可以觸及作者的心，知道作者的心意中為什麼起這樣的波瀾，寫成這樣的一篇文字或一本書。這時候，說欣賞也好，說領受也好，總之把作者的東西消化了，化為自身的血肉，生活上的補益品了。他多年來在語文教學方麵用力，實踐而外，又寫了不少文篇，主要的宗旨無非如此。我們想，這是值得青年朋友注意的。好文字好作品拿在手裏，如果沒有辦法對付它，好隻好在它那裏，與我全不相幹。意識跟觀點等等固然重要，可是不通過語言文字的關，就沒法徹底分析意識跟觀點等等。不要以為語言文字隻是枝節，要知道離開了這些枝節，就沒有另外的什麼大本。
他是個不斷求知不憚請教的人。到一處地方，無論風俗人情，事態物理，都像孔子入了太廟似的“每事問”，有時使旁邊的人覺得他問得有點兒土氣，不漂亮。其實這樣想的人未免“故步自封”。不明白，不懂得，心裏可真願意明白，懂得，請教人家又有什麼難為情的？在文學研究方麵，這種精神使他經常接觸書刊論文，經常閱讀新出的作品，不但理解這些，而且與這些同其呼吸。依一般見解說，身為大學教授，自己當然有已經形成的一套，就把這一套傳授給弟子，那是分內的事。很有些教授就是這麼做的，大家也認為他們是行所當然。可是朱先生不然，他教育青年們，也隨時受青年們的教育。單就他對於新體詩的見解而言，他曆年來關心新體詩的發展，認明新體詩的今後的方向，是受著一班青年詩人的教育的，他的那些論詩的文字就是證據。但是，同樣在大學裏當教授的，以及在中學裏當教師的，以及非教師的知識分子，很有說新體詩“算什麼東西”的，簡直認為胡鬧。若不是朱先生的識力太幼稚短淺，就該是那些人太不理會時代的脈搏了。
他待人接物極誠懇，與他做朋友的沒有不愛他，分別時深切地相思，會麵時親密地晤敘，不必細說。他在中學任教的時候就與學生親近，並不是為了什麼作用去拉攏學生，是他的教學和態度使學生自然樂意親近他，與他談話和玩兒。這也很尋常，所謂教育原不限於教幾本書講幾篇文章。不知道什麼緣故，我國的教育偏偏有些別扭，教師跟學生儼然像壓迫者跟被壓迫者，這才見得親近學生的教師有點兒稀罕，說他好的認為難能可貴，說他壞的就不免說也許別有用心了。他在大學裏還是如此，學生是朋友，他哪裏肯疏遠朋友呢？可是他決不是到處隨和的好好先生，他督責功課是嚴的，沒有理由的要求是決不答應的，當過他的學生的都可以作證明。學生對於好好先生當然不至於有什麼惡感，可也不會有太多的好感，尤其不會由敬而生愛。像朱先生那樣的教師，實踐了古人所說的“教學相長”，有親切的友誼，又有堅強的責任感，這才自然而然成為學生敬愛的對象。據報紙所載的北平電訊說，他入殮的當兒，在場的學生都哭了。哭當然由於哀傷，而在送死的時候這麼哀傷，不是由於平日的敬愛已深嗎？
他作文，作詩，編書，都極其用心，下筆不怎麼快，有點兒矜持。非自以為心安理得的意見決不亂寫。不憚煩勞地翻檢有關的資料。文稿發了出去，發見有些小節目要改動，乃至一個字還欠妥，總要特地寫封信去，把它改了過來才滿意。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都有點兒做作，過於注重修辭，見得不怎麼自然。到了寫《歐遊雜記》《倫敦雜記》的時候就不然了，全寫口語，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表現方式，雖然有時候還帶一些文言成分，但是念起來上口、有現代口語的韻味，叫人覺得這是現代人說的話，不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當世作者的文字，多數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麵貌像說話，可是決沒有一個人真會說那樣的話。還有些文字全從文言而來，把“之乎者也”換成“的了嗎呢”，格調跟腔拍卻是文言。照我們想，現代語跟文言是兩回事，不寫口語便罷，要寫口語就得寫真正的口語。自然，口語還得問什麼人的口語，各種人的生活經驗不同，口語也就兩樣。朱先生寫的隻是知識分子的口語，念給勞苦大眾聽未必了然。但是，像朱先生那樣切於求知，樂意親近他人，對於語言又有高度的敏感，他如果生活在勞苦大眾中間，我們料想他必然也能寫勞苦大眾的口語。話不要說遠了。近年來他的文字越見得周密妥帖，可又極其平淡質樸，讀下去真個像跟他麵對麵坐著，聽他親切的談話。現在大學裏如果開現代本國文學的課程，或者有人編現代本國文學史，論到文體的完美，文字的全寫口語，朱先生該是首先提到的。他早年作新體詩不少，後來不大作了，可是一直關心新體詩，時常寫關於新體詩的文字，那些文字也是研究現代本國文學的重要資料。他也作舊體詩，隻寫給朋友們看看，發表的很少。舊體詩的形式限製了內容，一作舊體詩，思想感情就不免跟古人接近，跟現代人疏遠。作舊體詩自己消遣，原也沒有什麼，發表給大家看，那就不足為訓了。
他的著作已經出版的記在這裏。散文有《蹤跡》的第二輯（亞東版，第一輯是新體詩），《背影》，《歐遊雜記》，《倫敦雜記》（開明版），《你我》（商務版）五種。新體詩除了《蹤跡》的第一輯，又有《雪朝》裏的一輯（《雪朝》是八個人的詩集，每人一輯，商務版）。文學論文集有《詩言誌辨》（開明版），大意說我國的文學批評開始於論詩，論詩的綱領是“詩教”跟“詩言誌”，這一直影響著曆代的文學批評，化為種種意見跟理論。談文學的文集有《標準與尺度》（文光版）跟《論雅俗共賞》（觀察版）兩種，都是近年來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企圖從現代的立場上來了解傳統”，“所謂現代的立場，按我的了解，可以說就是‘雅俗共賞’的立場，也可以說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近於人民的立場。”（《論雅俗共賞》序文中的話）從這中間可以見到他日進不已的精神。又有《語文零拾》（名山版）一種。《新詩雜話》（作家版）專收論詩之作，談新體詩的傾向跟前途，也談國外的詩。《經典常談》（文光版）介紹我國四部的要籍，采用最新最可靠的結論，深入而淺出，對於古典教學極有用處。論國文教學的文字收入《國文教學》（開明版，與聖陶的同類文字合在一塊兒）。又有《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商務版，與聖陶合作），這兩本書類似“教案”，希望同行舉一而反三。他編的東西有《新文學大係》中的詩選一冊（良友版）。去年的大工程是編輯《聞一多全集》（開明版）。今年與呂叔湘先生和聖陶合編《開明高級國文讀本》《開明文言讀本》，預定各編六冊，編到第二冊的半中間，他就與他的同伴分手了。
看前麵開列的，可知他畢生盡力的不出國文跟文學。他在學校裏教的也是這些。“思不出其位”，一點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從這裏可以見到一個完美的人格。
1948年8月16日作，刊《中學生》月刊總202期，署名聖陶。
添辟《各科學習指導》欄
編輯了這一期，一年的雜誌齊了，接著就得編輯明年的一月號。每逢一年將盡的時候，我們由於責任感，也由於興趣，總要計劃來年的編輯規模，希望這個雜誌更好一點，使讀者諸君多得一點益處。我們自己人手不多，可以請教的朋友各有各的事，不能多多給我們幫助，因而計劃出來的規模雖然自己認為滿意，實施起來或多或少總要打個折扣。這是我們每年都感覺抱歉的。可是我們未嚐不這麼想，我們願意多盡一點力，也希望朋友們看讀者諸君分上多幫一點忙，雙方努力的結果，使我們自己看了明年的雜誌雖不能絕不感覺抱歉，也該可以把抱歉的程度減到極低。現在對於明年的規模已經定下來了，且不多說，待一月號出版之後請讀者諸君批評。這裏隻想說其中的一項，就是添辟《各科學習指導》一欄的旨趣跟辦法。
一般人都說現在學校教育的成績不好，我們也常常這麼說。說這個話的前提是一種教育的理想。那理想以為此時此地教育的精神應該怎麼樣，教育的措施應該怎麼樣，由於這一種精神跟措施應該得到什麼樣的效果，可是拿學校教育的實況來一比，樣樣都不對頭，這才得到學校教育成績不好的結論。其中絕對沒有各學科都要不得，都不值得學習的意思在內。可是有些青年誤會了，從我們接到的來信裏，時常讀到某科沒有價值某科毫無興趣的語句。這個誤會對於青年們自己損害不小，甚至將影響到終身的發展跟受用。
中等學校裏的各學科都是人生必需的知能，不論將來務農，做工，當公務員，做學問家，這些知能都是必要的，好比房屋的基礎。不能看了現狀說，目前的農工沒有學習這些學科，一樣的務他們的農，做他們的工。要知道他們假如學習了這些學科，而且是好好地學習的，他們務農做工一定會更好。現在學校教育的成績所以不好，在乎把範圍很廣的教育縮小，縮到了各科的學習而止，各科的學習又把態度跟方法弄錯了，與實際生活脫了節。有些青年覺得某科沒有價值，某科毫無興味，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並不是各科對於人生真個沒有用處。
所以正當的態度跟方法是很關緊要的。教育即使不能馬上作根本的改造，改得跟理想一致，隻要把各科學習的態度跟方法認清楚，而且隨時實踐，受教育者也可以得到終身受用不盡的好處。這就需要學習指導了。現在我們請擔任教授各科的朋友來作這種指導，每期以一科為限，每科彙刊幾位先生的意見。他們談到的範圍有廣有狹，所說的要旨也未必完全相同，希望讀者諸君憑自己的經驗跟識力，擇善而從。擔任教授的教師對於各科應該知道得最真切，對於學生的學習能力跟困難所在應該無所不明白，按理來說，他們是最適於作學習指導的人。希望我們這一項新計劃能夠收效，使讀者諸君在各科的學習上得到鼓舞跟受用。
我們相熟的朋友不太多，國內熱心任教的教師不知凡幾，我們大多無緣認識。諸位教師如果讚許我們這一項計劃的旨趣，因而寫成文字惠寄給我們，這是我們非常歡迎的。我們要把明年的這一項計劃先行發表，一部分原因就在對於不相識的教師們存著熱切的期望。
1948年11月25日作，刊《中學生》月刊總206期，署名聖陶。
關於《我要向青年說的》筆談會
前言
我們編輯這個雜誌，時常把出於真誠的意見貢獻給當世的青年。若說這些是教訓，是指導，我們非但不敢，而且不願。致教訓作指導的人必然跟被教訓受指導的人站在兩起，而且意識上總覺得高高的在他們高頭。我們雖然都是中年人，可是自信還有青年的朝氣，處在青年中間一點兒不覺得生疏，局促，彼此盡可以披肝瀝膽，無所不談，我們平常在雜誌上說一些話，就是根據著這樣的心理狀態的。
我們相信懷著同樣心情的中年人，乃至老年人，為數一定不少。他們研究各種學問，經營各種事業，具有深切的經驗，抱有高遠的理想，請他們跟青年們稱心而談，必然樂而不辭。而青年們聽了他們的話，精神上平添了許多知心朋友，那快樂跟受益必然不可限量。這個想法很不錯，我們就在去年十一月一日發出以下的信件給四十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