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拿著這份兒書單，每天騎車到北海旁邊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一去就是兩個半天，因為中午回家吃飯。把書包存在門口，隻帶筆記本和一個喝水杯子進去。
我連看了一個月。那時腦子真是好使，書上的文字並不難懂，隻是太枯燥，讀得我痛苦不堪。一直到這時候，我才發覺“文化”和“文藝”的區別。敢情我的性情是傾向藝術的，我傾倒於熱鬧和瘋狂，而不堪於研究文化的坐冷板凳。
我轉而注意圖書館中的其他讀者，絕大多數都有“單位”，他們按時來也按時走，他們看書是分內的工作，看多看少一個樣，快看慢看一個樣，閉眼睛休息也同樣掙工資。
但我發現期刊閱覽室中有一位不肯按時走的讀者：他姓陳，男性，年紀二十歲上下，駝背很厲害，從不多說一句話。每天一早來，閉館才走，中午都不回家。他每天借閱各種新到期刊中的文藝作品，不斷給各種期刊投稿。投中的不多，且“塊頭”很小。
我和他漸漸認識了，他奇怪我為什麼要讀青銅器的書，我如實以告，他搖搖頭，“太苦了。”
我問他想幹什麼，他說，“現在先發表些小文章，將來到報社、雜誌社當編輯。”
我去了他的家，就在府右街的南段路以西的胡同裏，家境並不太好，給他在院子裏單蓋了一間簡易房屋，十平米，一塵不染。作為男性，也有些潔癖了。
我整天看青銅器（沈特別要我關注青銅鏡），同時也看他——應該說，他是我的“又一麵鏡子”。他的確是苦，可我又何嚐不苦？如果我跟隨了沈伯伯，大約此生就要每天如此機械地生活了。
我知道青銅器對於中國曆史的作用，但又懷疑做好這一工作有什麼現實意義。因為報紙廣播中每天喊的，都是人的革命化；在現實中，更有一個如何吃飽飯的問題。相形之下，青銅器就顯得過於厚重，它的銘文也顯得過於斑駁了。我作為一名血氣方剛的青少年，力氣已經花盡，目力所及，肯定是看不透的了。
我猶疑並痛苦起來——母親發覺了我的情緒變化，讓我有什麼話直接找沈伯伯說。我去了，沈問我：“還讀得進去麼？”
我不說話，是不能回答。
當時是夏天，沈的那間小屋子太熱，吃完晚飯，他和我並排坐在他的門口，那裏可以看見一角天空。他說：“你看，天上有那麼多明亮的星星，這顆是茅盾，那顆是巴金，又一顆是老舍……”
我知道解放前在國統區有一個“四大作家”的說法，除了上邊三位，最後還有他。我問：“您在哪兒呢？”他舉起那隻小而胖的手，揺了揺說：“早沒有了，我現在在故宮博物院當說明員，就很好。真的，要想當好說明員，還不容易呢……”
沈伯伯自一解放就改換了他的工作，他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可我，學了半天青銅鏡，可鏡子中卻照不見我的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