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花塢，是北京中山公園當中一間很有些“曆史”的花房。“塢”，四圍高而當中低的山地，古音仄聲。知道不知道“塢”字的含意和平仄，對於一般人無所謂，不能算是測量有無學問的標準。但對於60年代之初的我來說，卻是必須搬掉的無數“攔路虎”當中的一個。
那會兒，我正處在一種“非常”的境遇之中。剛從師範學院退學，同時又在戲曲學院旁聽，後者不管分配，將來幹什麼不曉得。盡管我很忙，自己給自己開的課程一門兒接著一門兒，但從戶口本上看，我當時屬於“社會青年”之列，名譽很不好聽。因為那陣兒隻講服從黨和國家的安排，從沒見“自己安排自己（的學業和前途）”的。對於我的一意孤行，媽媽能夠理解，爸爸則很無奈。沈從文伯伯倒是很讚成，他主張我利用這一段“空閑”，多方麵去涉及古典藝術和傳統文化。他說，“國家現在沒有重視這一工作，即使培養了某些專業人才，也往往過於‘專’而顯得不實用。沒有一個全麵的傳統文化的底子，將來提高起來很不容易。”我很信他的話，既然國家不是有計劃地培養，那好，我就自己培養自己。等到大體“成”了，才去尋找適合自己的職業。於是，我把去戲曲學院旁聽剩下來的時間，用於學習古詩、古文，英文和書畫。
我家和陳半丁老人住同一條胡同，他最小的兒子又是我中學的同學。這位同學高中畢業以後，就在家裏跟他老爸學畫。於是，我常到他家去看陳半老繪畫寫字。陳是當時屈指可數的老畫家了，但有一個十分奇怪的習慣：隔不多久就要臨摹前人的畫作。比如有一次，他臨摹了任伯年，原作和臨摹的擺在一塊兒，我凝視許久，發現這兩張畫是如此地不“像”。我鬥膽地想，如果是我臨摹，也肯定能更“像”一些。當然，我心中的問題不能問他，也沒有問我的那位同學，我偷偷問了另外一些父母熟識的文化人。他們告訴我——陳是大家，他臨的隻是“意”，而不是具體這樣、那樣的“筆墨”，就更不是原作中的既定“結構”了。這些前輩還勸我，學畫不要從“寫意”起手，要學，就先學工筆，要先把線條學好。
對，學工筆。可又學誰呢？我想起了於非闇老先生。建國初期，母親曾帶我到他家（西城新街口的百花深處）玩過一次。有了這樣一點朦朧印象，我後來再看他的畫，就顯得親切了。再加上他那筆“瘦金書”，也挺合我的胃口。恰巧我手中有幾枝“大紅毛”、“小紅毛”的畫筆，畫他那類畫也挺合適。我同時還讀了些畫論，知道了“師造化”的重要。我想，花卉的“造化”又在哪兒呢？顯然，中山公園的唐花塢就再合適不過了。
看這個彎子拐的，終幹說到了唐花塢。我於是背上畫板和宣紙，帶上一塊小硯台和墨、畫筆之類，就利用午飯之後的空閑，騎車奔中山公園寫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