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急於寫生，先在西樹林中的長椅上坐一陣兒，掏出古典詩詞讀上片刻，再帶著這種古典的情思進入唐花塢。這樣做似能“一石兩鳥”，既學了詩詞，也讓感情“古典”起來，這樣一入筆就容易“對味兒”。
這樣一耽擱，使我每次進入花房之後，總要在被圍觀的狀態下開始寫生。這是我必須克服的第一關。我的辦法——你（們）不是要看我嗎？那好，我先來看你。我能寧靜地把圍觀的人看得自動退卻，然後再開始動筆。
還有第二關，臨摹絕對需要懸肘，一定要把感覺和力量完全凝聚在筆尖上，讓感覺和力量直達（甚至是穿透）紙麵。需要凝神屏氣，才可能做到這一點。實現它的確不容易，但我做到了。
第三關是，不要看一眼畫一筆，而應該看上一陣兒之後，就一鼓作氣畫上好幾筆。“幾”到底是幾呢？一個段落，有“幾”算幾。等“幾”完了，再鬆口氣，緩一緩神。
第四關是，今天畫過了，明天（或者後天）再畫，仔細觀察這一花卉近日的變化過程。這樣，花卉在自己眼中成為有生命的東西，畫的時候不妨在心中和她“對話”。
我很“投入”（當年沒這個詞兒，但我確實是這麼種感情），把現實社會上的一切全都置之腦後，什麼星期日，什麼過節過年，都和我無關。我有我自己的節日，其中的“大節”又由無數的“小節”組成。什麼是“小節”呢。比如這繪畫，當我能克服圍觀對我的幹擾了，這就是一個“小節”；當我能懸肘自如地運筆了，又是一個“小節”；以此類推……如果繪畫、詩詞、京劇、考古諸多方麵的係列“小節”積少成多，我個人的“大節”也就形成，我就能成為國家在這方麵需要的一個特殊人才。這時，國家之“節”與我個人之“節”也就統一了。
記得我曾在中山公園的西樹林中給自己留影，背景選擇的是一個已經枯死了的千年古柏。它的軀體雖已幹枯，但枝丫依舊倔強地怒指青天。我喜歡它的這種性格，就在去畫畫時帶去家裏的方匣子照相機（是母親建國初期訪問蘇聯時帶回來的，東西看上去笨，但特皮實），到了古樹跟前，請其他遊人幫忙按了一下。後來父親看到這幅照片，有些惱怒，說“一個年輕人跟死樹合影，不知道心裏想著些什麼”。的確，父親從來是不了解兒子的心思的。
隻是可惜，幾年之後——當我在這幾個方麵齊頭並進了一段相當路程，國家的政治形勢越來越緊。社會對於“社會青年”的壓力越來越大。我終於承受不住了，乖乖地找了一個到新疆去的機會，把這些“玩意兒”全都拋到九霄雲外，把我關於用個人之“節”迎合國家之“節”的種種設想，也拋得一幹二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