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去世已近十年，這本集子沒有專文懷念父親，並非厚此薄彼。因為比較而言，母親對我的影響更大，尤其是在幾次人生關鍵時刻，是母親的行動奠定了我後來的人生態度和人生路途，因此格外值得懷念。
母親是七十三歲去世的，去世時隻有我守在她的身邊，當時我四十六歲，剛從河北調回北京八年多。但這八年多，也僅有不到一年時間，是和母親住在同一個院子裏。隨後她病倒了，我不斷在醫院陪床，這樣的生活反倒延續了七年。另外，我二十二歲時主動去了新疆，走的那天，隻有母親一個人拖著兩條病腿（膝關節開過刀，不良於行），去到北京火車站送我。她一直沒說話，在後來寫給我的第一封信中說：“你走的那天，我是一直忍著眼淚送我唯一的兒子的，我心裏想：曆史上有哪個朝代非逼著母親拖著瘸腿，去送她的獨子遠行呢……”
應該說，我在她身邊的時間真不多，二十二歲之前不能算，一是因為我年紀小，不懂事，二是稍微懂事時就反右，她隨即就下農村勞動改造，幾乎就沒在自己家裏過上一天踏實的日子……用舊道德衡量，我是不孝的，可這是社會不容許我去盡孝道的。
寫我母親本人的事跡，以及寫我和母親的感情聯係，足夠寫一本很厚的書。本文隻講三件小亊。
一句話1968年的初春，剛剛過了春節，我和母親相聚在北京的地壇公園。地壇公園離我父親家頗遠，但要的就是這遠，近了不方便，近了不安全。
我們做什麼虧心事兒了？——您或許要猜疑。
什麼虧心事兒也沒做，隻不過街道上執行上級指示，動員所在區域居民在外地的親屬返回原地去“抓革命、促生產”。我當時已然去了新疆，早幾個月回來探親，春節前必須離開父母的家。最後沒辦法，出門躲避在出身好的朋友（更是響當當的造反派）的機關裏（所謂“燈下黑”吧），但終究“躲避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春節後一上班，我又轉移到火車站去過夜，但這也不是長事兒。於是，這一次的地壇相會，將決定我未來的命運。
冬天的太陽有氣無力，彌漫在隱隱的霧氣中，我和母親坐在一張長椅中。母親忽然顫抖了，拉著我忽然要換地方，打算要找一個更隱蔽處。我不明白，母親向遠方一指。
原來，是一隊巡邏的解放軍戰士（有三四名）背著鋼槍，槍刺上閃著寒光。
“我們又沒犯法，要再不容，我就和他們拚了！”刹那間，我感到怒火中燒。中國盡管幅員廣大，但已沒我的立錐之地。盡管我已經費盡心思學了不少有用的和沒用的知識，但這個國家卻並不要我。我當時二十五歲，但已經“無所謂”。
母親拉緊我的手，小聲說：“求你了，別這樣說！”
見母親這樣，我也心軟下來，我們換了個地方坐下。
談過一些“過場”性的廢話，母親忽然正色講：“我們是有困難，但是更有理想。北京不讓呆，你就出去走走，到祖國的山河裏去，認識她一下……”母親肀時很嘮叨，話說過了就重複，越重複也越讓人記不住。這一次她沒重複，且語調平靜甚至是平淡，我卻感到了震撼。我認定這句話我將記一輩子，並且能夠指導我一輩子，母親反右前是《旅行家》雜誌主編，我從雜誌上多少“認識”了一些國內和國外的地方，我後來去新疆和從新疆返回北京，都是“直去直回”，全國麵積偌大，結果哪兒也沒去成。
我有點猶豫，這該花多少錢？
母親表示，由家裏支持我一些路費，走時隨身帶一點，以後再陸續彙到我落腳的地方。
我還是猶豫，因為我在新疆沒有工作證，為探親開具的通行證也已過期。
母親表示，這她就無能為力，一切隻有靠我自已小心我們分手了。我先走，母親站在原地看著我走。我走出好遠，一回頭，母親還站在那兒，用手抹眼睛。我心中恨恨：這叫什麼事！怎麼跟持務秘密接頭似的。我走了，一去不回頭，返回北京火車站。
我離開北京了，一去不回頭，連一年半以後返回新疆都是直接走的。在這一年多中，因為沒證件，每次在外住宿都要解釋老半天，我得說自己是北京的大學生，證件在前一站給人“摸”了。然後就那麼直愣愣盯著開票的人。對視良久，最後還是讓我住下。有時錢不夠了，我就睡在車站或者碼頭，又往往在半夜被胳賻戴紅袖標的人給喊起來，查證件，我沒有，就給帶到治安辦公室問話審査。我又得編，編完了又得用眼睛盯著對方，對視良久，結果又是“沒結果”，還得把我放了。
這種情況是很惱入的。但是，一當我麵對祖國的大自然一那些還沒有被“人化”了的大好山河，我就會想起母親教誨我的那一句話：“我們確有困難，但是更有理想。”
我不能因為暫時的不被理解，就埋怨祖國和自暴自棄，我隻能加倍地努力，爭取等到海晏河青那一天的到來，重新投入祖國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