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有《兩地書》，我有三地書，因此使我進入新疆以後的日子中頗能得到慰藉。您或許要問，兩地書好理解，三地書除了你和北京家庭之外，另一方是誰？關於這，我可以驕傲和幸福地告訴您，那就是我的沈從文伯伯。
我母親年輕時有兩位高明而慈祥的老師，一位是葉聖陶先生，另一位就是沈從文先生。接觸葉先生在先，就在我母親還在蘇州讀中學時，因為不斷向《中學生》雜誌投稿，就和（中學生》的主編葉先生有了聯係。高中畢業後她到北平上大學，自然就見到了葉先生。與沈先生最初也是筆墨因緣，可一直要等到1946年的秋天才在北平見到第一麵。後來，母親在《大公報》的副刊上發了不少稿子，其中有許多都由主持這一副刊的沈先生，在文字上做了潤色。這些手稿有一部分保留下來，50年代初期我在北京家中就見到過，母親是鋼筆字，每個筆道都是圓的，上麵有沈先生改的毛筆字，宇很娟秀。關於這一點，母親很樂於向我展示，也樂於在朋友間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
建國初期，家母和葉、沈的友情一度並重。那時，沈已經不再寫東西，而轉移到故宮博物院工作。用他的話說，要學習當一名說明員，一切都要從頭做起。父母對此也能理解，但從心底講，又不能不惋惜。葉先生一直很穩定，東西還寫，但更多的是以“教育家”的身分出現，他擔任了教育部的副部長。他是橫亙在“文”和“教”之間的一麵旗幟，德高而望重。母親也時常去他家，除了看望老人之外，還因為和其長公子葉至善合作主編《旅行家》雜誌，有工作上的事情要談。1957年的事情，葉先生平安度過，我父母卻從人生的巔峰跌落到穀底。母親離開了《旅行家》雜誌，到基層勞動去了。她和我父親隻能默默祈禱葉先生繼續平安，卻不願意因自己的貿然造訪，使得葉先生的安穩處境受到影響。至於沈先生，雖然1957年沒有出事兒，但精神創傷早在此前就經曆過了，於是反倒頻頻到我家來。包括我父母都下去勞動的時候，沈還曾專程到我家看望尚在讀中學的我。這，大約也就是我自幼和沈先生感到親近的緣故。當然，後來我也多次出入沈家。他的住房雖然擁擠，但可看的東西頗多。比如有一隻放甜食的古董櫃子，稍後黃永玉的一雙兒女（黃黑蠻、黃黑妮）也追蹤我的視線而“貓”上了它，他們兄妹很貪婪、很渴望地仰望著那裏麵，因為沈爺爺（沈先生高黃永玉一輩兒）能夠從裏邊掏出“掏不盡”的小食品。
而在我關注著這隻櫃子時，沈伯伯很樂於給我講述在地攤上發現這一隻櫃子的經過，講述雖然它的邊角已經殘破，文物價值受到減損，但其審美價值反因破損而有所增加。還有，當60年代初期我在戲曲學院學習時，沈還告誡我不要僅僅一頭紮在戲曲中，要更多滲透進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在我後來工作問題遇到挫折時，他提出隻要我願意幹，他可以向組織提出要我做他的助手，理由是我有一些傳統文化底子，同時認識他的毛筆字，聽得懂他的湘西口音。我也做了一些嚐試，根據他開列的讀書單子，我曾跑到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的善本部，一連看了一個多月的善本書。後來，實在坐不住那個冷板凳，我向沈伯伯說了聲“告退”，伯伯也沒什麼不高興。再後來我決定去新疆，沈依然很高興，他覺得新疆和他少年時期的湘西有些相似，“都有一些野性的東西，值得用生命去闖”。大約就是以上種種——“以上種種”就是伯伯習慣用的詞組之在沈的眼中，我大約是他接觸到的後輩當中，和他較為親近也較為相知的一個，於是才肯於在我進疆之後（尤其是在“文革”之後）與我和我的母親維持了這樣一個三角傳書的關係。在三角中，我的位置一直固定在塔裏木河，母親和沈伯伯最初同在北京，沈在東城，母親在西城。“文革”中期以後，我父母去了湖北幹校，沈伯伯和沈伯母去了湖北另一處幹校。其實，我父母最初並不在同一個地方，沈伯伯和沈伯母最初也不在同一個地方。直到很晚很晚，才蒙受到組織“照顧”，兩對老兩口才調到了一塊。在這種大背景下的三地傳書，實在是一種創舉，它節省了寫信人的時間和精力，又使得收信人擴大了好幾倍，使得同一封書信發揮出好幾倍的效能。
下麵講講三地書的內容。
先談談我母親的。她從1957年以後，就失去了發表文章的機會，這如同要了她的命一樣痛苦。您想，她昔日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每天都要在《大公報》上發表“幾塊兒”文章。其中“大塊兒”可以是兩三千宇，“小塊兒”也有千八百字。日複一日，月複一月，年複一年。積累下來，就形成了一批愛看她文章的基本觀眾。《大公報》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就是擁有那麼幾位出了名的記者，他們各自擁有一批“自己的讀者”，誇張點說，“自己的讀者”是為了讀自己文章才訂閱《大公報》的。而這批名記者集合起來，他們的“和”大於各部分的簡單相加，便形成了報紙的風格和影響，形成了這張報在中國報業史和世界報業史中的獨持地位。說遠了，扯回來。母親由每天都要把“自己的心聲”送上報紙版麵，發展到57年後連續數年、數十年不能發表一個字兒，心中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她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痛楚，解決不了她就不能生存下去。最後，辦法終於讓她想了出來：寫家信！兒子走了，一走就走到萬裏之外，一個人孤單單呆在那兒。尤其是，“文革”開始後，風雲變幻，武鬥升級，互相惦記，無法知道對方的安危，而且越是有麻煩，就越要想辦法在書信中掩飾。作為讀信一方，則要學會看透（破）字裏行間的本事，而這本事偏巧又是解放前和國民黨做鬥爭時經常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