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母親自我進疆之後就頻繁寫信，兩天一封，三天一封，間隔最大時四五天一封。她的信全都是“拉家常”，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意識流”，想到哪兒就扯到那兒。但不同於“流水賬”的，是她滲透在信中的那種情緒，她行文可以不講究起承轉合，想從哪兒“起”就從哪兒“起”，一點不顯得生硬。本來說著說著，讀信人還想知道後邊怎麼樣，可她忽然“不耐煩”了，說“結”就“結”，不知怎麼一筆，就戛然而止了，還顯得餘韻悠長。這也好像是她平時的脾氣，比如正和人聊天，忽然想到要回家，便止住話頭，拿起皮包，站起身就走，九頭馬也拉不住。這麼做的後果，還不讓對方感到討厭，至多讓人指著自己後脊梁笑著說一句：“她呀，就這脾氣！”
現在，我要介紹一封作為附錄的沈伯伯寫給我的信。這封信寫在1969年9月，寫在我從山西太穀直接返回新疆的半年之後。他這封信，據他的公子沈虎雛兄說，是“文革”後書信中最有質量的一封。為什麼這樣講？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麵。第一，我是他的晚輩，但不是他的孩子，既是自己人，卻又是外人，因此可以直抒胸臆、不加矯飾。第二，由於我地處邊疆，又是一個沒“開發”出來的地方，興許能引起他對少年間湘西的回憶，行文中不免情愫奔放。第三，可能出自安全的考慮。如果這樣的信寄到上海一類“敏感”地方，一旦暴露出來，興許就會出事兒。寄到新疆塔裏木河，如同石沉大海，即使基層人物看了，也如對牛彈琴。就說那一筆字，有幾個能認識的？至於信中所寫的人和事，倘沒有收信人的耐心闡釋，又有誰能夠懂得？記憶中沈伯伯直接寫給我的信，在20封以上，可惜目前隻剩下這一封。我印象中特別清晰的，是他獨自遷移到湖北中部一個孤零零的小學校時所寫的一封。信中講述，一當洪水來時，周圍都是白茫茫的水，小學校就被圍困在一個丘陵的頂端他們的住房都是茅棚，每戶與每戶之間僅隔著一張席子。別人都是老夫婦，隻有他是孤單一人。每天按時去同在丘陵的公社食堂打飯，每次都沿途看風景，看天上可有飛機經過，看路旁可有新的野花開放，看孩子臉龐上可多了幾分健康……記得這封信寄到湖北父母所在幹校之後，母親又把它再度寄了回來，囑咐我再三讀讀，領略一下“沈先生寫情寫物的方法”。
我在新疆連續若幹年中，堅持頻繁寫信讀信再複信，也成為連隊的一景。戰士和領導都說：“真是沒事兒撐的有吃有喝，還寫什麼信！純粹是浪費郵票！”我反而覺得，如果全國人民都這樣寫信，郵政事業肯定會有大發展。從另一個角度想，八分錢郵票就讓一封信從北京走到新疆塔裏木河，然後反方向，八分錢又讓回信從塔裏木河走到了北京。我們這樣頻繁交流感情，反使國家也貼了不少錢。這一點至今想起來，我們也應對郵政部門說一聲“對不起”。當然，真要說這一聲之前，還應該有人出來，對全國人民先說一聲“對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