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絕的，也最讓人懷念不已的，是母親曾借用女兒的名義給我愛人寫信。母親是很善於寫信的。從1957年之後，她不再能用筆寫文章發表了，便用寫信宣泄心中的感情。她給分離的家人寫，也給久別的朋友寫。特別是“文革”中期的“三地書”（湖北沙陽的她、湖北鹹寧的沈從文伯伯和新疆塔裏木河的我之間），顯示了她特別的感覺和表達的才能。但自從她和沈伯伯先後調回北京之後，“三地書”停止了，她心中空落落的，不知如何才能排遺。恰巧我女兒在這時出生，於是新的“三地書”複又出現，她經常以孫女的名義給我愛人（河南周口地區）寫信，冉由我愛人轉給我（河北固安縣）。
這時的“三地書”與昔日相比，除了依然具備新聞界對她的那兩條讚語（“神筆”、“慧眼”）之外，還可以再加上一條“天真”，“天真”還應該擺在那兩條讚語之前。後來母親去世，金克木先生有一篇悼念母親的文章，其中有這樣的回憶：“隨後，我終於知道她進《大公報》當了記者。當時有女作家、女編輯，還沒有女記者，至少沒有能長期當大報記者的女孩子。現在的年輕人恐怕不會想象得出五十年前當記者多麼不容易，女性對這種職業更是難於適應。有勇氣的未必有能力，有文筆的又不見得能過忙忙碌碌在各神各樣場合會見各種各樣人物的記者生涯，受不了幾乎天天會碰上的，從報館內到報館外，從政治界到文化界，種種方麵射過來的責難和閑氣。無本領的人，老板不願用；有本領的人，老板不敢用。可是子岡居然闖過了這一關口，她仗的本身的條件還不是那支筆。會寫文章的女孩子有的是。她所仗的是她的天真。我至今也難明白，她怎麼能那麼相信人。她仿佛想不到世界上居然還有壞人。她不會傷害人，受到傷害時也隻是迷惑不解。好人相信她，壞人不防備她，也傷害不了她，因為她不懂人為什麼要傷害。她受了氣也不會去惱恨別人……”
金先生已經說得十分透徹。我隻想補充一點：在這代筆書信中顯現的隔代之愛，既是母親的悲哀，更是母親的驕傲。還有，同樣是母親生前未能料及的，就是幾年後的今天，文學界諸多前輩都奇怪妻子和母親接觸的時間並不長，但妻子的文章“卻出奇像子岡”。我想原因之一，大約就是那些代筆書信的滋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