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詩在建武七年(公元31)任南陽太守，也是“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於計略，省愛民役”而聞名，當地老百姓把他和西漢時的良吏召信臣並稱為“召父”“杜母”。衛颯於建武初任為桂陽太守，其地民風俗薄，衛颯下車伊始，“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
光武帝一朝，像上述的例子還有很多，如鮑昱為昆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靜”。劉昆為弘農太守，原來“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據說“虎皆負子渡河”,以致道路暢通。還有夏恭在光武帝初年，任泰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索盧放在建武六年，“征為洛陽令，政有能名”。周嘉為零陵太守，七年來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他死後“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
第五倫為光武帝後期人，他拜為會稽太守時，“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把省下來的糧薪，全部賤賣給郡中貧民。後來遭人誣害，遞解出郡，“老小攀車叩馬，啼呼相隨”。與第五倫同樣熱心愛民的，還有鍾離意，建
武十四年(公元38),在會稽任郡督郵，兼管山陽縣事。會稽大疫，鍾離意“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經他手治的疫病人，前後達四千餘人之多。
光武帝中年和晚年各任為文漢太守的蔡茂和任為荊州刺史的郭賀也俱有“政績”。郭賀因為在荊州有“殊政”,百姓編了歌謠讚頌他“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這些良吏的行為及在地方的善政，對東漢初年的政治，無疑會起到廓清的作用。
任延於建武初任為九真太守，亦在當地端正民風，教化人民，如“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任延引導當地人民吸取漢族的先進民俗，教以嫁娶之禮，耕種之法，使當地“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當地人齊聲稱頌“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因而大多用任延的姓為生子之名。
東漢初年吏治的這種廉明的風氣，也因此而影響到了武將們為官的態度。如曾為光武開國重要助手的李通，在光武帝統一戰爭時期，李通因為長京師居住，就特別注意市政建設，“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來歙在隴西時，在“人饑，流者相望”的情況下，非常關心當地居民生活方麵的困難，於是“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
追隨在劉秀身邊的著名大將馮異，早在初隨劉秀打天下時，就懂得“施行恩德”收攬民心的重要性，曾建議劉秀“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跟隨劉秀到達邯鄲後，他在當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這種做法在當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結果使劉秀在河北的戰爭勝利打下了較深厚的群眾基礎。
光武帝的親姐夫鄧晨，在東漢建國後也是一位著名的賢良太守，他“好樂郡職”,先後任九江、中山、汝南太守，在當地非常有名聲。光武帝的親侄兒北海靖王劉興，先後任為緱氏令和弘農太守時，也“善聽訟”“理冤獄”“甚得名稱”,頗“有善政”。
還有像曾封為右大將軍的李忠，東漢建國後一度任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義，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俗，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在這些將領中尤以耿純的事跡最為感人。他本為舉家從光武帝平定河北的開國將領，當東漢建國後，耿純主動請求治理一郡。光武帝於是任其為東郡太守，到任後僅僅數月工夫，即把混亂的地方治安治理得“盜賊清寧”,讓當地百姓安居樂業。四年後，當他被調離時，東郡百姓“老小數幹，隨車駕涕泣曰：願複得耿君”。由此可見他受當地人民擁戴之深。後來，被封為東光(今河北東光縣東)侯，他在當地“死問病”,受到百姓的“愛敬”。
形成東漢初年這種仁政愛民的官場風氣，是與光武帝的柔政、德化思想分不開的。在劉秀給臧宮等大將的一份詔書中，詳細地闡述他的這一觀點：“柔能製剛，弱能製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又說“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劉秀提倡以柔政統治人民，獎勵那些仁政愛民的賢吏，鼓勵那些關心民瘓的清官。當然，光武帝的這種做法主要還是為了保持他長久的統治，所謂“樂人者其樂長”,形容的就是這個意思。但在封建社會裏，他可以說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具有這種思想，還是難能可貴的。這和唐太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同樣是應當加以表彰，倡導的。
第二個特點，光武帝劉秀任用的這批循吏良臣，大多數都能為民興利，在當地大力提倡恢複和發展生產，既能有限度地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又能達到增加國家稅收使國家富強起來的目的。最有名的是南陽太守杜詩的例子。他在南陽太守任上，前後七年時間，“政治法平”,除“誅暴光威”,為民作主外，還“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他還領導人民大興水利建設，“又修治陂地，廣拓土田”,以致在短短的幾年之內“郡內比室殷足”“政化大行”。然而杜詩自己到臨死時，卻因“貧困無田宅”,喪禮都沒有辦法進行。
與杜詩差不多的還有張堪，此人先後任東漢朝蜀郡太守、漁陽太守多年，“捕擊奸猾，賞罰必信”,為民興利，在狐奴(今北京密雲西南)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而張堪兩袖清風，秋毫無私。張堪在任蜀郡太守時，正值公孫述初破，蜀中“珍寶山積，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張堪沒有把其中的一絲一毫據為己有，\"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像這樣為民興利者，尚有馬援、鄧晨。馬援為與光武帝終始的一朝名將，曾一度任為武威太守，在馬援任武威太守的那段時間裏，十分注意安輯流民，興修水利，曾“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不但如此還在當地“開導水田，勸以耕牧”,致使“郡中樂業”。鄧晨則在汝南太守任上，“興鴻隙陂數千頃田”,使得汝南因此殷富，“魚稻之屬，流衍它郡”。這些措施，使東漢初年人民生產恢複得很快，流民也因此較快得以安置，廣大農民一定程度得到休養生息。李忠在丹陽數年，“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
明帝初年，鮑永的兒子鮑昱任汝南太守，在鄧晨建設的基礎上，繼續興修水利，“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郭伋在漁陽太守任時，“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可見其治理有方。孔奮在建武八年任姑臧(今甘肅武威)長。由於他努力治理，姑藏“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東漢初年經濟恢複之快，很快出現了“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的太平景象，與這些良吏們的艱苦努力是分不開的。
第三個特點，光武帝整頓吏治，鼓勵地方官吏嚴厲打擊豪強，改革社會風氣。東漢初年，除了在王莽時期遺留下的一批不法的土豪惡霸繼續殘害人民而外，還有因政治地位的浮沉又新產生出一批新貴。這些新貴包括著與皇帝最親近的皇親國戚、開國功臣以及和他們同時抬高了地位的賓客、家奴。光武的姐姐湖陽公主劉黃，就是裏麵的橫行霸道者之一。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當公主出行時，這個蒼頭竟然還毫無顧忌地公然“驂乘”,作為公主隨從。這等做法等於是公然向法律示威。
當時洛陽令董宣是個硬漢子，沒有因公主的地位尊貴，就放鬆執法，專門派人在城門口等候。一俟公主車至，立刻命人把那個惡貫滿盈的奴才拉下車，就地斬決。而且還當場“以刀畫地，大言數(公)主之失”,這樣頗使公主下不了台。湖陽公主當然咽不下這口氣，“還宮訴帝”。劉秀命董宣向公主叩頭謝罪，董宣寧死也不從，“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劉秀因此很欣賞董宣的骨鯁，不僅沒有治他的罪，反而下令敕封他為“強項令”,並賜錢三十萬以資鼓勵。這件事在當時震動了整個京師城，而且鼓勵了那些敢於搏擊豪強的清官們的士氣。史稱，此後董宣更加膽壯了，在京師“搏擊豪強”,使那些不法親貴“莫不震栗”,以致後來號稱董宣為“臥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