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將七國之後淪為奴婢者一律“赦遣之”,等等。但是這些都是一時的措施，進行得不是很徹底。
新莽末年至東漢初年，奴婢問題之所以成為社會的突出問題，這要歸之於王莽的暴政。
王莽時期，除上述奴婢的淪落條件之外，還有當時的一些特殊的政治、經濟原因，促使大批良民(包括平民和部分貴族)淪為奴婢。
由於王莽篡政所造成的激烈政治鬥爭，這樣就使得一批貴族由於反對王莽新朝而陷於刑獄，他們的子女依例應沒為官奴婢。王莽在強製執行所謂“新政”時，利用國家政權進行嚴酷刑罰，又造成了大批的“沒入為奴婢”者。例如，始建國二年(公元10)十二月，王莽因“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這樣的例子有好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王莽末年，諸雄並起，各地割據武裝在互相爭奪人民土地的戰爭中，又常常掠奪對方的普通百姓，強為奴婢，這就是後來光武詔令中幾次強調要放免的所謂“略為奴婢下妻”者。
光武帝發布九道關於奴婢的詔令的目的是明顯的。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把大批淪入社會最低層奴隸階層的人民解放出來，使他們能和正常人一樣的生活，從而使社會矛盾得到緩和。
當然光武帝的這些法令不像王莽新政的所謂“私屬法”純屬一紙公文，光武帝劉秀的法命還附帶有一係列具體措施，例如建武二年五月的癸未詔，規定“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的同時，還明確了“敢拘執，行如律”,建武七年五月的甲寅詔，除明文規定凡青徐民在兵亂中遭略賣者“欲去留”“悉聽之”而外，又附了“敢拘製不還，以賣人法從事”。建武十四年十二月的癸卯詔則同時規定了，益州、涼州二州奴婢一切免為庶民，“賣者無還直”。這就使這幾批放免奴婢的法令能夠比較徹底地進行。
在進行這些法令的同時，劉秀還連續幾次發布廢除王莽時苛法，將大批見押非法罪犯，一律免為良民。如建武二年五月發布放免奴婢的詔令前兩個月，下詔曰：“頃獄多貧人，用刑深刻，朕甚湣之。孔子雲：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建武三年(公元27)七月庚辰詔規定，老小及婦人因罪從坐者，“自非不道”,皆不得係，女徒雇山歸家”。建武五年(公元29)、建武六年(公元30)、建武七年(公元31),幾乎每年皆有詔令，或“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係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或詔隴西諸郡，“吏人為隗囂所窪誤”和“三輔犯罪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死罪以上皆赦免之，等等。
當然，這些平冤獄和放免獄囚的做法，和放免奴婢，起著同樣緩和社會矛盾的效果，使王莽時期許多受誣陷罪的家庭得以重新團圓，因罪被迫離開家園者也能得以重歸故裏，使人民生活得以初步安定下來。
放免奴婢也是為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改善極端窘困的國家經濟狀況。關於新莽末年與東漢初的經濟殘破，自王莽末，天下旱蝗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饑謹，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瓜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這是光武建武初年的事。
光武中期，在一些地區經濟破壞的情況仍很嚴重，如建武九年(公元33),“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建武十二年(公元36),“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因此，光武帝統治初期，政府經濟和財政的困難問題非常之多，建武六年正月辛酉，光武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跌，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湣之。”這份詔書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經濟窘困的情況。
為了增加國家財政的收入，首先就需要有一定穩定的民戶，即所謂的“編戶齊民”,供國家賦役之征。一般來說，兩漢國家對農民的賦役剝削，有下列幾項：田租，按土地收稅，一般十五稅一、二十稅一或三十稅一。口賦和算賦，這是人口稅，成人每人每年交給國家一百二十錢。商賈和奴婢加倍。更賦，是給封建國家服勞役，平均五口之家要有兩個人為國家服役，每人每年三月。這種負擔是非常重的，因為農民還要同時負擔服役期間的一切費用，有時自己家中勞務實在跑不開的，則請人代役，每月便得付出代役錢二千。因此這是一筆相當沉重的負擔。戶賦，每戶每年出二百錢。另有獻勞，每人每年上獻皇帝六十三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