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對功臣優崇的政策，光武一朝的功臣戰將，基本上都能“保其福祿，終無誅遣者”。光武帝對諸功臣貴戚在建國後的要求可以概括為八個字——交權，下放，倡廉，習儒。
鼓勵功臣交權，“吏事責三公，功臣並不用”,這是與光武帝在厚待他們同時進行的一項國策。在建武二年劉秀發了一張詔文，內容是分封各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但詔文所寫的內容卻十分值得深思。開頭竟有這樣幾句：“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
後麵也多為雙關語：惟諸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
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
這紙有趣的詔文，形為重賞封功，卻又深有警戒之意。這正符合光武駕馭功臣之道：既給予優厚待遇、尊崇的地位，卻又不願意他們握有實權。表現在詔文裏，便有兩層含義：一方麵封賞；另一方麵警告他們不要得意忘形。此詔引起了一位名叫丁恭的博士的異議，他上書說：“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裏，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製”。這位博士大概沒有弄懂光武帝的本意，所以反而遭到了一頓揶諭。光武帝說，“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嚐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隨即遣謁者授予功臣們印綬，但在策文中卻仍含有鑒戒之意。策文曰：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製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長為漢藩”,是這篇詔文的中心思想。根據光武帝的這一思想，他製定了一係列鼓勵功臣交權的政策：
首先，讓功臣主動交權。“吏事責三公，功臣並不用”,其實這句話並不是完全絕對的。光武帝一朝，大部分功臣不用來執掌朝政，但也有少數例外。這例外的是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和膠東侯賈複三人。除此三個功臣能得以參與國事外，其他的功臣均以各種辦法或提前退休，或遣至地方任職，調離中央。
建武十三年天下略定以後，隻有賈複、鄧禹和李通三人“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那就是說，絕大部分功臣都不參與政事。
因為這樣的政策，就鼓勵了一批知趣的功臣紛紛主動交權請求退休。受到特殊榮寵的李通，首先就提出病休：“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後來經過大司徒侯霸等極力挽留，“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但李通“性謙恭，常欲避權勢”“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這樣經過幾次申請，終於同意了李通的病休請求，“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以後成為顧問一類的閑職了。
重用功臣三位中的另一位鄧禹，史稱也是“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他早早地就罷去領軍之職，“以特進奉朝請”,在這以後就在家頤養天年。“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重用功臣的第三位賈複，前麵已提到他與鄧禹帶頭自削兵權，閉門自養。至於其他功臣，見三位重用功臣都是如此，那還不有樣學樣。
其次，提前“致仕”退休。東漢開國功臣三十三人中，建武十三年天下略定前卒於任上或戰歿的有十二人，占百分之三十六多；十三年後卒於任上的有十人，占百分之三十多；確係退休的有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三多。而這些退休致仕者，基本上都不到退休年齡都早早致仕了，有的五十多歲，有的才僅僅三十多歲。這種致仕退休潮，給戀位的在職功臣極大的衝擊。竇融最感到有壓力的一個。隴、蜀平定後，竇融雖因立功，“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但竇融的內心一直惴惴不安。史稱“融向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令卑恭已甚\"。他“久不自安”,數次辭讓爵位，請求免職。終在建武二十年獲準。後雖又任衛尉等職，融仍不斷請“乞骸骨”,這說明當時竇融等受到了很大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