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誌，雖寇恂、鄧禹之高勳，耿純、賈複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在東漢建國之初，河北立下戰功的原钜鹿大姓耿純，到達京師洛陽後，就對光武帝表示：“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複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意，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
光武帝對耿純的這個要求感到十分高興，笑著對耿純說：“卿既治武，複欲修文邪?”因拜其為東郡太守。耿純在東郡任職十分賣力，“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在東郡做出很大成績，百姓對他都非常愛戴。以致離任後，有一次光武帝過東郡見到“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雲‘複得耿君''''”。光武帝感慨地對公卿們鼓勵耿純，沒想到耿純年少從軍能戰，治郡也是如此的有才華。數年後又任他到東郡任職，“吏民悅服”。最後卒於任上。
樂於到地方任職的還有光武帝的姐夫鄧晨，本傳稱他“好樂郡職”,光武帝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在各州歲課中經常成為冀州第一。後來又調任汝南太守。他在任上，“興鴻卻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因此稱鄧晨為良吏。
從中央下放到地方任郡守，是光武帝提倡的一種處理功臣的既定政策。光武帝“不欲功臣擁眾京師”,鼓勵他們“剽甲兵”削交兵權。這第一種辦法是安排他們早早“致仕”退休；第二種就是鼓勵功臣離開中央到地方任職，這樣既收回兵權，又使功臣們能適應新形勢，學會管理行政的本領。
光武帝根據國政的變化，對功臣在時代的不同有不同的要求，從激烈戰爭年代的勇武有加，轉而責成他們對新王朝的治理作出努力，再立新功，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這一政策的轉變就當時情況是合情合理的。光武帝並沒有像漢高祖那樣對功臣一概殺戮迫害，而是量其適應與否，分別對待。這其中，大部分給予厚賞高位後致仕，加以特進、朝請諸虛銜以保持榮譽，少量三兩功臣仍參與國家大事，一部分能適應新形勢發展者離開京師下任各地郡守，總的政策是既減輕功臣因擁兵形成對中央的威脅，同時也利用他們的威信與才智在地方任職中繼續有功於國家，這樣的做法最後終於使絕大部分功臣能養老令終，不至於落得誅殺的下場。史臣曰：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誌，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且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橈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久若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
要求功臣廉儉自守，儉約的風氣，在光武帝一代的朝臣中，曆曆可見。在文官中，如宣秉，如王良，都是曆史上知名的廉吏。在武將功臣中，這樣的人也有很多。功高如鄧禹，史稱他除培養諸子習儒，“修整閨門”“遠名勢”之外，在財用上也頗知廉儉，“資用國邑，不修產利”。
與鄧禹同名的寇恂，也是“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從不自貪。光武帝的另一大將吳漢，在吳漢出征在外時，聽聞妻子在家買田業，結果受到吳漢嚴厲責斥，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室乎!”並命將妻子所買田地盡數分給昆弟諸家。吳漢隻簡單修葺裏宅，不起宅第。夫人先死，隻葬小墳，不做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