銠期一心為國，臨死之前，母親問他“當封何子”,他對母親說：“受國家厚恩，常想如何報答，何宜封子也”。在這些人中最令人欽佩的是祭遵，史稱“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死後困難得連喪葬費都沒有，都是光武帝命令大長秋和河南尹聯合辦理，由大司農出錢的。
因為這個原因，當時有一個名叫範升的博士上書要求表彰祭遵，書中說：祭遵“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範升認為，如此“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的大臣朝廷應當大力表彰。光武帝於是將範升奏章令公卿傳閱，並常常對公卿們說：“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乎?”
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光武在小的時候，往長安受尚書，通大義。到了當皇帝以後，每朝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故樊準謂帝雖東征西戰，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是帝本好學問，非同漢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諸將之應運而興者，亦皆多近於儒。
當時與他同學的有鄧禹和朱祐等。史載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光武那個時候也遊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朱祐也是光武帝少年知己，朱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一直到劉秀稱帝多年，依然還記得當年這段同學時的情誼，當光武帝駕幸祐第時，對他笑說：“主人無舍我講乎”?鄧禹、朱祐二人皆是光武帝開國功臣，可謂儒將。
其他諸功臣中，深通儒學的也有很多，史稱寇恂在汝南太守任上，“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馮異也是“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賈複，史稱“少好學，習《尚書》”,年輕時即被人誇讚為“容貌誌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到了以後，正是他和鄧禹一起，在朝中倡導“剽甲兵，敦儒學”之風，並因此受到光武帝的大力讚許。
耿況、耿算父子，更是儒學世家，耿況明經出身，與王莽的從弟王伋同為著名學者安丘生的門徒。耿食也是“少好學，習父業”,以後因為世亂才棄文從武。王霸、祭遵，一個曾“西學長安”,一個“少好經書”。
祭遵為光武大將時，大大弘揚儒學“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然還軍旅之中，不忘俎豆，在當時是一位典型的儒雅大將。耿純與李忠，前者也曾“學於長安”,李忠在光武朝任丹陽太守時，在當地“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光武帝劉秀周圍聚集著這樣一大批習儒或近儒的將帥，這使他們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語言。所以光武帝才可能做到“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當時皇太子勸他不要因此而操勞過度時，光武帝對他說“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光武君臣，風雲際會，十分難得，“本皆一氣所鍾，教訓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有是君，即有是臣也”。儒學，是光武君臣關係的粘合劑、凝聚劑，把他們緊緊聚合成一個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