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無論從他的日常生活，還是撰文的風采，還是外表氣質，都可以稱之為儒者。自少年時期，劉秀就是一位和他兄長劉縯不一樣的士人。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鼻，日角”,隆鼻是高鼻梁，日角是大腦門，可謂一表人才。
他自幼是十分安分的少年，不像他的兄長一樣“好俠養士”。王莽天鳳中即公元十六、十七年前後，光武二十歲左右時，到當時的首都長安入太學，“受《尚書》,略通大義”。從此成為正經的儒生。因光武是學《尚書》出身的，所以在東漢一朝，“政治上最得意的要算《今文尚書》的儒者了”。
在鄉親的眼裏，光武帝一直是儒者形象，所以當他居然也參加了由兄長劉縯挑頭的反莽起兵時，大家都為此很驚訝，“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複為之”,所以紛紛加入到起義軍中來。自小把劉秀兄弟撫養成人的叔父劉良，可以說是最了解光武的為人，看到他也參加了劉縯的起兵，責怪光武說“汝與伯升誌操不同”,為什麼也參加這冒險事業。所謂“誌操不同”,當是說光武帝平日的儒家氣派和劉縯平時的表現不一樣。
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戰後的時期，光武帝保留其儒者氣質不變。建武
十七年(公元41)與“宗室諸母”談論“柔道治天下”時，諸母長輩對他的評價是“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所謂“柔”,實際也應是儒家“和為貴”“中和”思想、“中庸之道”的一種表現。在昆陽之戰前後，光武帝所領一軍從來“不取財物”,對百姓毫無騷擾，以至王莽的大將嚴尤不禁讚歎說“是美須眉者邪?何為乃如是”。這說明劉秀作戰時，其部下紀律和裝扮都和農民將領全都不同，自有一番古風。
史稱更始政權時，綠林諸軍開進洛陽，衣衫不整，五花八門，群眾或有“畏而走者”,但是當光武所部進城，洛陽民眾都表示特加歡迎，有老吏甚至垂涕曰：“今日複見漢官威儀”,特別合乎儒家禮節儀表。由這些都可見，光武帝自少年到青年，不管家人、鄉人、群眾，甚至敵人，都將他看成是一種非常有風度的人物，和一般的粗俗武將都很不相同，他的儒者氣質是很濃的。
在戰後，光武帝對儒學更為重視，到了十分愛好的程度。他統治的晚年，“每旦視朝，日昃乃罷”,不但如此到了晚上，還“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他還對兒子劉莊說，“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前麵我們說過，在光武帝晚年，身邊經常有儒家學者跟隨左右，隨時備問，桓榮、第五倫、宋弘等人都是經常在光武朝中、宮中受到接待的。
到了若幹年以後，當和帝時鄧太後臨朝時，樊宏的曾孫輩樊準還讚揚光武帝“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的儒君風度。在他看來正由於光武帝和明帝的大力提倡，東漢一朝才能形成“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衍，共求政化，詳覽群言，聲如振玉”的文明氣象。這都應當都是儒者皇帝光武所一手創辦的一朝朝風。
光武帝在詔書中也常常濃厚地表現出他的儒家風采。光武帝給司徒鄧禹下的詔中“司徒堯也，亡賊桀也”的語言，立陰皇後的詔書中有“貴人鄉裏良家，歸處微賤，‘自我不見，於今三年’”的話，光武帝給侯霸的詔書中“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成仁耶”等等，他認為“此等文詞，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這些詔中的語言，不僅可以證明是光武帝平時的語氣，而且無論從文采和語言中，還可看出他的儒者特點。
比如建武二年(公元26)正月，光武帝曾給大司馬吳漢等功臣封侯，詔文中有“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又有“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等語，“慎罰”等詞借用《尚書》“罔不明德慎罰”“如臨深淵”等句幾乎全抄古兵書《太公金匱》。同年，大赦天下詔有雲“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聯多湣之。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所措手足’”。孔子的話出自《論語》,是孔子“仁”思想的重要名句。
建武六年(公元30)十月因日食下詔自責，詔文中又引用了《詩經·小雅》中句“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光武帝對太子“嚐問攻戰之事”回答說“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此典故出自《論語》“衛靈公向陳於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這些就可以了解光武帝平時常讀儒經，儒家經典的名句格言都銘記在心，所以發言書寫時才有可能做到信手拈來，順理成章。光武帝運用儒家語言，有時在詔文中恰到好處，非常妥帖，就像趙翼所舉的“陰貴人鄉裏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兩句出自《詩經·豳風·東山》,用在此處，很自然地表達出光武帝對陰麗華的摯愛之情。在同一詔文中，還用“既無《關睢》之德，而有呂、霍之風”來責備郭聖通，這裏我們且不去追究夫妻恩怨責任，就用文遣字的儒家學術功底來看，光武帝可以說是很有才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