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這些以外，在追認陰麗華父、弟為侯的詔文中，用了《詩經·小雅》“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的句子，都是很恰當的。趙翼所引光武帝的警戒侯霸的另一詔書所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第一句是用了《尚書》中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的典故，第四句“殺身以成仁”則是儒家的名句格言。這一璽書，短小精悍，而很有分量，用典就有兩處，真不愧為儒者皇帝。
大司空宋弘給光武帝推薦了名士桓譚到皇帝身邊當議郎、給事中，沒有想到的是光武帝卻把他當作弄臣對待，每有宴會，必召桓譚鼓琴助興。這件事惹起了宋弘很大不滿，便用儒家正統思想給光武帝進諫說“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沒想到他令朝廷悅鄭衛之聲，這真是臣之罪也。光武帝對宋弘的諫言十分重視，自那次以後再也不用桓譚鼓琴，而且也不再用他當給事中。
又一次，宋弘前去參加光武帝舉行的宴會，見到光武帝所坐的後屏風上畫著許多美女，而且光武帝“數顧視之”。宋弘又諫道“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這又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光武帝聽了以後立即命人撤去屏風，而且笑著對宋弘說“聞義則服，可乎”。這“義”,當然是儒家之義。
建武十四年，在朝廷上對用嚴刑還是寬刑的問題引發了一戰場爭論，光祿勳杜林用儒家的道理說服光武帝，“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光武帝聽了以後大為讚賞，最後同意了杜林一派的意見。後來皇太子劉疆自求免去太子而去做東海王時，光武帝想到了杜林，任命他作為東海王傅。史稱為“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為諸王“重選官屬”的標準，就是儒家的思想標準。
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光武帝鄭重地對大臣們說：“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聯，況太子乎?”這裏“傅”是指太子傅，即太子的老師。這一年，太子已經是後來成為明帝的劉莊，光武帝“大會百官”,征求選聘太子傅的人選，有的人想阿諛奉承，於是就違心地推選太子舅父陰識，博士張佚正色進諫說：“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結果，選用了當時最知名的大儒桓榮。
光武帝的太子立嗣，自己身後的葬禮，也都嚴格以儒家的大義為準，和儒經的記載聯係上。建武十九年(公元43),他廢劉疆立劉莊，詔書是以《春秋》大義開頭的：“《春秋》之義，立子以貴。”建武二十六年(公元
50),為自己百年之後操作陵墓時，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太廣袤，無所用場，光武帝聽了這話對他說：“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用過於張揚奢費。這都是光武帝遵從儒家古訓的範例。至於國家大的製度，太學規模的設計，朝廷儀禮之設，全遵儒道。
光武帝既有才多識，同時又愛惜人才。
光武帝很愛好音樂，曾不止一次地讓桓譚在禦坐前鼓琴，當然後來被宋弘所正色諫止。但他在太學的正式場合，命“諸生雅吹擊磬”,卻可以稱得上是一次盛舉。當然在太學的神聖場合，所吹所奏肯定是儒家所提倡的“雅樂”,這一天光武帝玩得很是盡興，“盡日乃罷”。
光武帝很有才氣，有時簡直出口成章，光武帝曾拜何湯為虎賁中郎將，又用湯以明經教太子，能文能武，光武帝因為這樣對他十分讚賞，脫口說“赳赳武夫，公侯幹城，何湯之謂也”。
建武二年(公元26),光武帝封大將景丹為丹櫟侯，丹櫟就是景丹的故鄉，光武帝對他說：“‘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從這裏可以看出光武帝十分關懷部下，了解他們的心情，同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也確實是一句絕妙的比喻，這裏人表現出光武帝的語言才能。至於在諸雄混戰中，光武帝為離間說服，麻痹敵方，縱橫捭闔，來往給隗囂、公孫述，竇融等的璽書手令，都是寫得十分流暢、說理相當，可以說有震懾力的曆史名文，說明光武帝的筆下功夫和思路的敏捷。這些璽書手令，光武帝是很著力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