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的政治形勢，因此也就造就了光武帝各方麵的才能。
光武帝比較愛才。從他那樣求才若渴地禮請優容嚴子陵，就充分表現了他愛才之心切。當時著名賦家杜篤，生性不拘小節，因為這樣的原因得罪了縣令，被逮進獄中，押送京師。這個時候恰巧大司馬吳漢逝世，光武帝召集諸文士為吳漢寫誅文。
杜篤在獄中聽說此事，在獄中寫了一篇誅辭，送到光武帝處，比較之下，他的文辭最高。光武帝因此免了他的罪，並賜帛獎勵。後來他又寫了一篇《論都賦》,任為郡文學掾。光武帝時期富有文采的文學家，如王隆、夏恭等，也都因文采的出眾任命為官。
而史稱“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的當時兼有儒學和音樂之才的劉昆，最後官至光武朝的光祿勳，著名的一代史學名家班固的父親班彪，也是光武朝著名文學家兼史學家，曾受到光武帝賞識。
班彪原為河西竇融從事，竇融給光武帝所上奏章差不多全是班彪寫成。當竇融調任京師時，光武帝問他：“所上章奏，誰與參之?”竇融告訴都是從事班彪所為，光武帝聽了以後立即把班彪召到宮中接見，通過司隸舉為茂才，任為徐令，後來幾次聘用他，終在司徒府就任，最後終於望都縣令任上。
桓譚最後因對讖緯的看法不一致而遭到擯棄，但就其才能來說，光武帝還是很賞識的。最初他由宋弘的推薦而被任用：“帝嚐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拜議郎，給事中”。後來因鼓琴事件和反對圖讖所以數次被光武帝貶於外。但桓譚所著《新論》,後來呈給光武帝，還是受到重視的。史稱桓譚的著作“上書獻之，世祖(光武)善焉”。
在對待群臣上，光武帝是一位基本上謙和的平易近人的君主。有時候，和群臣亦莊亦諧，關係很融洽。有一段記載很能說明光武帝和群臣的和諧的關係：
帝後與功臣諸侯燕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嚐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誌行修整，何為不執法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這段對話，生動地說明了光武帝和群臣無隙無間的關係。當麵笑說馬武“且勿為盜賊”,若非互相知根知底，相互十分融洽理解，絕不可能說出這樣的笑話。光武帝與鄧晨的關係非常的親密，既是戰友，又是親故，少年時鄧晨和劉秀曾和懂圖讖的蔡少公笑談，那時少公說“劉秀當為天子”。當時有兩個劉秀，於是有人問：“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淡笑戲說：“安知不是我邪?”後來，鄧晨單獨和光武談話時暗示他應乘天下大亂，去應驗那句讖語。
以後當劉秀真做了皇帝時，光武帝和他經常聚會，“說故舊平生為歡”,鄧晨高興地對他說“仆竟辦之”,即是說鄧晨在當時是很有慧眼的，識得劉秀這位英雄。由這件事，也說明了他們之間關係之和諧融洽。
光武帝對他的涑臣張湛，不僅十分尊重，而且有時態度也很幽默。史稱張湛被拜為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複諫矣’”。最有趣的是他和第五倫的一段對
話。第五倫十分佩服光武帝的才華，曾歎息“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光武帝也很賞識第五倫的才情；“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他們進一步常常談笑風生，至夕方罷。有一次，光武帝和第五倫開玩笑說：“聽說你曾經在為吏時榜打婦公，過從兄家時不在他家吃飯。有這樣不近情理的事情嗎?\"第五倫回答得也很巧妙：“臣三娶妻都無父；少年雖遭遇過饑荒，但實在從不敢妄食人飯。”雙方因此大笑不止。君臣關係到這般無拘無束的程度，在當時來說是很難得的。
光武帝的搜羅人才、重用儒生知識分子，對發展文化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但如此，光武帝對於圖書經籍的收集，也有很大貢獻。史稱“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幹餘輛，自此以後，三倍於前”,這在我國圖書事業發展史上可以說有劉秀的一份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