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七月抵成都者，《陪狄員外早秋登府西樓因呈院中諸公》詩可證。詩曰“常愛張儀樓，西山正相當”，知題中府字謂成都府也。杜鴻漸本年至成都，明年四月入朝。詩曰“亞相自登壇[42]，時危安此方。聲威振蠻貊，惠化鍾華陽。旌節羅廣庭，戈鋌凜秋霜。階下貔虎士，幕中鵷鷺行”。明鴻漸尚在成都，則此早秋謂本年七月也。史稱八月鴻漸至蜀境，失之誣矣。
大曆二年丁未（七六七）五十三歲
四月，杜鴻漸入朝奏事，以崔寧知西川留後。六月，鴻漸至京師，薦寧才堪寄任，上乃留鴻漸複知政事，使職遂罷。是月，公始赴嘉州刺史任。
《早春陪崔中丞同泛浣花溪宴》詩[43]之崔中丞當即崔寧。公去年秋始至成都，明年在嘉州，此曰早春，宜為本年之早春。《江上春歎》詩曰“憶得故園時”，此江當指蜀江，詩曰“從人覓顏色”，乃居幕府時語氣，非任郡守時也，故知此言春日亦本年春。《送崔員外入奏因訪故園》詩有巴山漢水等語，明在蜀中，又曰“仙郎去得意，亞相正承恩”，知崔乃為杜鴻漸入奏，詩當作於本年四月鴻漸未還朝以前。此上三詩皆本年春作於成都，可證本年春猶未赴嘉州也。《送趙侍禦歸上都》詩曰“霜隨驅夏暑，風逐振江濤”，江濤應指蜀江。此亦成都詩，作於本年夏者也。《過王判官西津所居》詩曰“潛移岷山石，暗引巴江流”，明在蜀中。詩又曰“落日出公堂”。節度使幕有判官，出公堂，出使院也。此亦當為成都詩，其曰“竹深夏已秋”者，則夏令向盡而秋未遽至，時在六月也[44]。以上二詩地在成都，而時當夏月，可證本年夏猶未赴嘉州也。
然《赴犍為經龍閣道》曰“汗流出鳥道，膽碎窺龍渦。驟雨暗溪口，歸雲網鬆蘿”，《江上阻風雨》曰，“雲低岸花掩，水漲灘草沒”，《初至犍為作》曰，“草生公府靜，花落訟庭閑。雲雨連三峽，風塵到百蠻”，皆似夏日景物，而《登嘉州淩雲寺作》曰“夏日寒颼颼”，則既抵嘉州，仍在夏日。（前三詩皆言雲雨，《淩雲寺》詩亦曰“回風吹虎穴，片雨當龍湫，僧房雲濛濛”，故知四詩時日最相近。）前在成都時已是盛夏，今至犍為，仍雲夏月，則發成都，抵犍為，並在六月矣。蓋杜鴻漸本年六月，複知政事，罷使職，於是幕府解散，而公亦得離成都赴嘉州之任耳。
大曆三年戊申（七六八）五十四歲
在嘉州。七月，罷官東歸，至戎州，阻群盜，淹泊瀘口。久之乃改計北行，遂卻至成都。
《阻戎瀘間群盜》詩原注“戊申歲，餘罷官東歸”，《東歸發犍為至泥溪舟中作》詩曰“七月江水大，滄波滿秋空”，知罷官東歸在本年七月也。《阻戎瀘間群盜》詩注又曰“屬斷江路，時淹泊戎州”，詩曰“帝鄉北近日，瀘口南連蠻。何當遇長房，縮地到京關”，則是旅泊於瀘口。按《通鑒》，大曆三年四月，崔寧入朝，以弟寬為留後，瀘州刺史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寬與子琳戰，數不利。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子琳走。公七月罷官歸家，不由成都出劍門北上，而取江路東行者，蓋因其時成都戰氛未息，或甫息而秩序尚未恢複耳。《通鑒》又稱楊子琳既敗，還瀘州，招聚亡命，得數千人，沿江東下，聲言入朝[45]。子琳兵敗，退還瀘州，公此行若取道成都，則難免與潰卒相遇於途中。然洎公既至戎瀘間，而群盜複起[46]，江路亦斷，淹泊江幹，既非長策，則不得不卻回成都，仍取陸路北歸。明年又有成都詩，可證其回至成都矣。
然公旅泊巴南似為時頗久。《青山峽口泊舟懷狄侍禦》詩曰“往來巴山道，三見秋草凋”。自大曆元年初秋入蜀至本年秋為三年，則詩當為本年所作。詩又曰“九月蘆花新，彌令客心焦”，則本年九月猶在巴南也。又《楚（當為秋字之訛）夕遊泊古興》曰“秋風冷蕭瑟，蘆荻花紛紛”，《晚發五渡》曰“蘆花雜渚田”，《下外江懷終南舊居》曰“水宿已淹時，蘆花白如雪”，諸篇並言蘆花，與《青山峽口》詩同，當屬一時所作。意九月尚未回至成都也。
大曆四年己酉（七六九）五十五歲
旅寓成都。《招北客文》疑作於本年。
《西蜀旅舍春歎寄朝中故人呈狄評事》詩題曰“旅舍”，則非佐幕時，亦非守郡時，此當為本年春作，杜《序》所雲“無幾使罷[47]，寓居於蜀”者是也。然他篇（《阻戎瀘間群盜》）曰“罷官自南蜀”，指嘉州，此曰“西蜀旅舍”則當指成都，故知本年春已至成都。詩曰“吾將稅歸鞅，舊國如咫尺”，則意欲取陸路北歸之明證。《送綿州李司馬秩滿歸京因呈李兵部》詩曰“久客厭江月，罷官思早歸。眼看春光老，羞見梨花飛”，似亦本年春作於成都。《客舍悲秋有懷兩省舊遊呈幕中諸公》詩曰“三度為郎已白頭，一從出守五經秋”，自永泰元年出守，至本年為五年。題曰幕中諸公，則與前詩曰“西蜀旅舍”者正合。據此，則本年秋公仍在成都。
杜《序》“旅軫有日，犯軑俟時，吉往凶歸，嗚呼不祿。”唐李歸一《王屋山誌》及《唐詩紀事》並雲“中原多故，卒死於蜀”。然據《舊唐書·代宗紀》，本年十二月戊戌，左仆射冀國公裴冕薨，公有《故仆射裴公挽歌三首》，則本年十二月，公猶健在也。
杜《序》“時西川節度因辭受職，本非朝旨。其部統之內，文武衣冠，附會阿諛，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故，劍外少（疑當作小）康，可以庇躬，無暇向闕，公乃著《招蜀客歸》一篇，申明逆順之理，抑挫佞邪之計。有識者感歎，奸謀者慚沮，播德澤於梁益，暢皇風於邛僰”，案《文苑英華》有岑參《招北客文》，即杜所雲《招蜀客歸》也。《北夢瑣言》引“千歲老蛟”數句，亦作岑參。《文粹》三十三錄《招北客文》作獨孤及撰，後人遂以為岑作《招蜀客歸》別為一文，今佚，其實非也。公《峨眉東腳臨江聽猿懷二室舊廬》詩曰“哀猿不可聽，北客欲流涕”，《巴南舟中思陸渾別業》詩曰“瀘水南州遠，巴山北客稀”，公詩屢用北客字，則文題當以招北客歸為正，杜確誤憶，題為《招蜀客歸》，後世因之，遂多異說。
姚鉉以為獨孤及作，不知何據。今趙懷玉刊本《毗陵集》實無此篇，惟補遺有之，雲錄自《文粹》，則以此文為獨孤及作，《文粹》而外，亦別無佐證也。文末曰“蜀之北兮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亦自述其將出劍門北歸長安之意，此與本年《西蜀旅舍春歎詩》“吾將稅歸鞅，舊國如咫尺”之語正合。
大曆五年庚戌（七七〇）五十六歲
正月，卒於成都旅舍。
公詩歲月可考者，止於去年十二月之《故仆射裴公挽歌》。賴《譜》據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雲，“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詩作於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而稱海內忘形故人，不及岑公，必其時公已逝世。案此說甚是，杜詩作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公之卒，當在正月二十一日以前[48]。
【注釋】
[1]諸書稱南陽人者，從其舊望也。據《新唐書·宰相世係表》，周文王異母弟耀，子渠，武王封為岑子，其地梁國北岑亭是也，（案說本《呂覽》）子孫因以為氏，世居南陽棘陽。（案漢棘陽縣故城，在今河南新野縣東北。）後漢有征南大將軍岑彭，六傳至晊，徙居吳郡，又六傳至寵，徙鹽官，十世孫善方又徙江陵。張景毓《大唐朝散大夫行潤州句容縣令岑君德政碑》（《續古文苑》一八，後簡稱《張碑》）：“其先出自顓頊氏，後稷之後。周文王母弟輝克定殷墟，封為岑子，今梁國岑亭，即其地也。因以為姓，代居南陽之棘陽。十三代孫善方，隨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跡，寓居於荊州焉。”又曰：“梁亭漢室，先開佐命之封；吳郡荊門，晚葺因居之地。”此雖與《新表》所紀小異，（《元和姓纂》五與《新表》略同，當為《表》所本）然岑氏之不居南陽已久，則無惑也。《舊唐書》七〇《岑文本傳》，封江陵縣子（《張碑》作江陵縣伯），又嚐自稱“江南一布衣”。《法苑珠林》，“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新唐書·岑羲傳》“羲江陵人”。《朝野僉載》“京中謠曰，岑羲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亦謂羲為南人。唐世岑氏，籍隸江陵，此其明征矣。他若《新唐書·文本傳》又稱鄧州人，則不悟望著南陽，本從漢郡，漢之南陽不因唐郡更名而為鄧州也。夫諸書狃於六代積習，匿本貫而標郡望，已為無謂，此更改稱鄧州，則又歧中之歧。《全唐詩》《全唐文》岑參小傳並從之，不思之甚矣。唐荊州（後升為江陵府）江陵縣，即今湖北江陵縣。
[2]此圖據《新唐書·宰相世係表》及《姓纂》改製。《表》頗有舛誤，今依沈炳震《新舊唐書合鈔》訂正。長倩子五人（本傳“五子同賜死”），《姓纂》但有虛源廣成二名，而虛源《舊唐書·文本傳》又作靈源，今仍從《姓纂》。羲弟仲翔仲休，《姓纂》《新唐書·文本傳》及《宰相世係表》並同，惟《舊唐書·文本傳》作翔，休，今從多數。杜確《岑嘉州集序》曰：“嗣子佐公，複纂前緒。”佐公似即公子之名，《表》原闕，據《序》補入。諸人曆官皆不錄，讀者參閱《姓纂》《張碑》及《新表》可耳。
[3]盧照鄰《南陽公集序》（《全唐文》一六）“貞觀中，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新舊二史誌有文本集六十卷，本傳同，惟盧《序》雲“凡所著述，千有餘篇，今之刊寫，成三十卷”，蓋當時刊寫未足之本耳。
[4]三相事跡詳見兩《唐書·岑文本傳》。
[5]見《新唐書·宰相世係表》。《張碑》雲：“周大中大夫，行麟台著作郎，兼宏文館學士。”
[6]見張景毓《岑公德政碑》。
[7]見《新表》。
[8]劉長卿有《曲阿對月別岑況徐說》詩，又有《旅次丹陽郡遇康侍禦宣慰兼別岑單父》詩。以公《梁園歌送河南王說判官》原注“時家兄宰單父”，及《送楚丘麹少府赴官》詩“單父聞相近，家書為早傳”之句證之，此岑單父即公兄況無疑也。曲阿縣屬丹陽郡。天寶元年正月改潤州為丹陽郡，同年八月二十日改曲阿縣為丹陽縣。長卿二詩於郡稱新名，縣稱舊名，疑作於天寶元年正月至八月之間。天寶元年，況在丹陽，則公《敬酬杜華淇上見贈兼呈熊曜》詩“憶昨癸未歲，（案天寶二年）吾兄自江東”，當即指況，而《送人歸江寧》詩曰“吾兄應借問，為報鬢毛霜”，《送揚州王司馬》“為報吾兄道，如今已白頭”，皆即況矣。
[9]賴《譜》定公生於開元六年（七一八）乃本表第五例，其誤甚顯。《初授官題高冠草堂》詩當作於天寶三載，賴《譜》在六載，相差三年，此不可不辨。案杜《序》“天寶三載，進士高第，解褐右內率府兵曹參軍”。《蘇氏演義》曰“進士者，可以進受爵祿者也”。登第後即解褐授官，乃當時常式，故登第之年即解褐之年。賴君既知登第在天寶三載，乃謂六載始授官，豈別有據耶？又案唐製貢舉人正月就禮部試，二月放榜，四月送吏部，則公初授官當在天寶三載四月。《初授官題高冠草堂》詩曰，“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物候頗合。是非特授官之年可考，抑其月亦有征矣。
[10]《唐會要》六八載景龍二年，禦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遂即遷改，不論課最，爭取冒進。……臣請望諸州都督刺史上佐等，在位未經四考以上，不許遷除。”據《舊書》九八《懷慎傳》，疏上不納。
[11]崔沔議有“戶口稀疏”及“寧為卑位，獨當廢省”等語。
[12]仙州下州，刺史正四品下。晉州上州，刺史從二品。
[13]更名登封後，唐人詩文中每沿用嵩陽舊名，即如公《滻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詩，即其一例也。
[14]《南溪別業》詩，明至德濟南本《岑集》所無，《全詩》有，又見蔣冽詩中。據此，則作蔣冽者非也。
[15]天寶三載登第授官後，當居京師，考集中天寶三載以後，吟詠所及，如曰“終南草堂”，曰“高冠草堂”，曰“杜陵別業”之類，鹹在長安，故偶有涉及嵩潁故園者，皆追懷之詩，是知自移家長安後，遂不複東歸也。
[16]又有《題永樂韋少府廳壁》詩，宜為同時所作，詩曰“故人是邑尉，過客駐征軒”。永樂為公行役所經之地，此其確證。
[17]據《行狀》，六載使河東朔方，七載使河西隴右。《舊唐書》一二八《顏真卿傳》載使河朔事，在使河隴前，而不書何年，（《太平廣記》三二引《仙傳拾遺》與本傳同）蓋亦以六載使河朔，七載使河隴。《舊唐書》一一四《魯炅傳》雲“天寶六年——顏真卿為監察禦史，使至隴右”，誤也。
[18]仙芝代靈詧，據《舊唐書》一〇四《仙芝傳》及《通鑒》，在天寶六載。《舊唐書》一二八《段秀實傳》作七載，誤。又《仙芝傳》作六月，沈炳震雲當從《封常清傳》作十二月。按《通鑒》亦作十二月。
[19]第二次入朝，《舊唐書》本傳作九載，《通鑒》作十載。案唐鎮將多因元旦入朝。仙芝蓋於九載十二月平石國後發安西，歲晏抵長安，其朝見玄宗則在十載元旦。故二書雖所紀互異而實無牴牾。
[20]銀山磧在西州西南三百四十裏，又四十裏，至焉耆界，有呂光館，詩題當即指此，在安西時所作也。本年三十五歲，而詩言三十者，計舉成數言之。
[21]《新唐書·方鎮表》，天寶十載，仙芝入朝，遷河西，未行，改右羽林大將軍。
[22]《舊唐書·高仙芝傳》，“天寶六載九月，仙芝討小勃律國還，令劉單草告捷書”，知劉單為仙芝幕僚。
[23]《唐會要》七八，“神策軍，天寶十三載七月十七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以前年（案猶言去歲）收黃河九曲，請分其地置洮陽郡，內置軍焉。”《舊唐書》一一〇《王思禮傳》“十二載哥舒翰收黃河九曲”。又翰兼河西節度，實因收九曲之功，故知兼河西之年，即知收九曲之年。《舊唐書》一〇四《翰傳》，十二載加河西節度使，《新唐書·方鎮表》一二，天寶十二載哥舒翰兼河西。此並與《通鑒》合。《舊玄宗紀》收九曲在十三載三月，其誤無疑。
[24]《李雲南征蠻》詩序曰，“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適忝斯人之舊，因賦是詩”。
[25]常清兼北庭，諸書雲在十三載三月。獨《唐會要》七八雲“天寶十二載二月，始以安西四鎮節度封常清兼伊西北庭瀚海軍使”。兩二字必皆三字之訛。《舊唐書》一八七下《忠義·程千裏傳》“天寶十三載三月乙醜（《安祿山事跡》上作二十四日）獻俘於勤政樓……以功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同正，仍留佐羽林軍”。按千裏罷北庭，乃留佐羽林，所遺北庭之職，封常清繼之，是千裏留佐羽林之日，即常清兼北庭之日也。千裏既以十三載三月授金吾，佐羽林，則常清之兼北庭不得在十二載二月明矣。又《新唐書·方鎮表》，天寶十三載，安西四鎮複兼北庭節度，即指常清言。此亦常清兼北庭在十三載之證。
[26]《送劉郎將歸河東》詩原注曰“參曾北庭事趙中丞”，《送郭司馬赴伊吾郡請示李明府》詩原注曰“郭子與趙節度同好”，集中又有《趙將軍歌》，似即一人。《方鎮表》，北庭節度無姓趙者。《舊·高仙芝傳》，討小勃律時，“使疏勒守捉使趙崇玼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自北穀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入”。（《通鑒》乾元元年九月以右羽林大將軍趙玼[《方鎮表》作泚]為同蒲虢三州節度使。疑趙崇玼當作趙玼，崇字舊傳誤涉下賈崇瓘而衍。）趙本安西將領，或天寶十四載封常清被召入朝後，代為北庭節度者。然此乃十四載後事，不得為十三載前公已至北庭之藉口。
[27]據《赴北庭度隴思家》及《登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二詩，知是時節度使治所在北庭，不在安西。（北庭大都護府治庭州，安西大都護府治龜茲。）故必欲省稱，與其省“北庭”，不如省“安西”。揣杜確之意，實為封常清幕判官。是時安西本兼北庭，稱封曰安西節度，即知其為安西兼北庭節度也。然直稱封常清判官則可，謂為安西節度判官則未確。
[28]封常清天寶六載加朝散大夫，賴《譜》因以諸稱封大夫詩係於天寶六載後數年，此大謬也。偶拈四證，以實吾說。（一）《漢書·百官公卿表》“禦史大夫……掌副（《北堂書鈔》五三引有二字）丞相。”《書鈔》五三引《漢官儀》“高皇帝置禦史大夫，位次丞相。”故後世稱禦史大夫為副相，或曰亞相。公《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詩曰“霜威逐亞相”，《輪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曰，“亞相勤王甘苦辛”。二詩題並稱大夫而詩曰亞相，則是禦史大夫無疑。（高適《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曰“遙傳副丞相，昨日破西蕃”，此則唐人禦史大夫稱副相之例。）（二）《舊唐書·職官誌》，“天寶邊將故事加節度使之號，連製數郡，奉辭之日，賜雙節雙旌。”公《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詩曰，“驛馬從西來，雙節夾路馳”，明為節度使之製。常清為節度使後乃加禦史大夫，其加朝散大夫，在為節度使前六載。題中大夫二字果指朝散，則詩複言節度使之事可乎？（三）《舊唐書·常清傳》：“天寶六載……[高]仙芝代夫蒙靈詧為安西四鎮節度使，更奏常清為慶王府錄事參軍，充節度判官，賜紫魚袋，加朝散大夫，專知四鎮倉庫屯田甲仗支度營田事。仙芝每出征，常令常清知留後事。”此明言常清為朝散大夫時，不得有出征事。今一則曰“封大夫出師西征”，再則曰“封大夫受降回軍”，此大夫得謂為朝散耶？（四）據《舊唐書·職官誌》，朝散大夫，文散官，禦史大夫，文職事官。唐世士大夫未聞以散官相呼者，故稱大夫，斷無指朝散之理。此唐人文字中凡稱大夫者皆然，又不特岑公此數詩而已也。
[29]戶部郎官稱度支，各道節度使屬僚之判官當稱支度，二名各不相混，說詳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十。《岑集·優缽羅花歌序》稱“度支副使”，必傳寫誤倒，今校正。
[30]明正德濟南刊本《岑集》於《蓋將軍歌》下注曰“即蓋嘉運”，影響之說，謬孰甚焉。考蓋嘉運二史皆不立傳。《新唐書·方鎮表》，自開元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蓋嘉運為安西四鎮節度使。又考之《通鑒》：開元二十四年北庭都護蓋嘉運破突騎施；開元二十六年命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開元二十七年磧西節度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開元二十八年蓋嘉運入朝獻捷，改河西隴右節度使；開元二十九年蓋嘉運禦吐蕃無功。所紀至此戛然而止。蓋開元二十九年以後，嘉運或因兵敗免官，或內調，或陣亡，要不複為邊疆鎮將可知也。又檢《通典》“瀚海軍開元中蓋嘉運增築”，《會要》“開元中安西都護蓋嘉運撰《西域記》”，諸書凡及嘉運者，亦無不曰開元，此亦天寶改元後，嘉運不在西陲之驗。天寶以後蓋嘉運既不在西陲；而天寶以前公又未嚐涉足塞外，則與公相遇於玉門關之蓋將軍，必非嘉運矣。
[31]《太平禦覽》九五七，“乾元中虢州刺史王奇光奏閿鄉縣界女媧墳，天寶十三載大雨晦暝，失所在，今河上側近忽聞雷風聲，曉見墳踴出……”二史《五行誌》並載此事在乾元二年六月，則公為長史時，虢州刺史乃王奇光也。
[32]杜確卒於貞元時，序曰“聖上”，應指德宗。《全唐詩》岑參小傳以為代宗，謬甚。
[33]《唐大詔令集》作五月，誤。
[34]諸本鹹誤作成王。成王乃代宗居藩邸時封號。
[35]本年正月，劉晏已罷知政事，此曰劉相公者，蓋襲稱舊銜以尊之。唐人詩文，不乏此例。
[36]杜甫《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曰“豈但祁嶽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朱景玄《名畫錄》“空有其名，不見蹤跡二十五人”有祁嶽，在李國垣下。公有《送祁樂歸河東詩》曰“有時忽乘興，畫出江上峰”，嶽作樂，或傳寫之訛。詩又雲“天子召不見，揮鞭遂從戎”，而集又有《臨洮客舍留別祁四詩》，故知祁嶽行四也。
[37]盧綸有《同耿諱司空曙二拾遺題韋員外東齋花樹》詩，乃五言近體，似非同賦。
[38]獨孤及有《癸卯歲赴南豐道中聞京師失守寄權士繇韓幼深》詩。癸卯為廣德元年，時及方赴南豐，知廣德元年以後，及不在京師，蓋至永泰元年始被召入朝耳。
[39]《新唐書·宰相世係表》三，大房盧氏，喧子沄，杭州刺史，弟幼平，太子賓客。據李華所記，則表於二人曆官互誤。《吳興誌》雲寶應三年，幼平自杭州刺史授湖州刺史，《統紀》作永泰元年，按寶應無三年，《統紀》是也。（見勞格《讀書雜識》七，《杭州刺史考》。）
[40]石刻《郎官石柱題名》，左司郎中有成賁。《文苑英華》五三四有成賁《對夷攻蠻假道判》。此成少尹即賁也。公又《與鮮於庶子自梓州成都（此下疑奪成字）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漢川山行呈成少尹》二詩，《和刑部成員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詩之成員外，疑亦即此人。
[41]《陪狄員外早秋登府西樓因呈院中諸公》詩曰“知己猶未報，鬢毛颯已霜”。亦謂鴻漸。
[42]鴻漸本已為宰相，而此曰亞相者，專指其禦史大夫之職而言。登壇則謂副元帥也。
[43]此首亦見《全唐詩》張謂集內。據見存關於張謂之記載，無入蜀事，而浣花溪在成都，則此詩不得為張謂作矣。且崔寧加禦史中丞，宜在大曆改元後，然大曆三年張謂方自禮部侍郎出刺潭州，（《唐詩紀事》引《長沙風土記》雲“巨唐八葉，元聖六載，謂待罪江東”，正為大曆三年。）是寧為禦史中丞時，謂在京師，在潭州，二人安得有同泛浣花溪之事？據此，詩非謂所作益無疑矣。
[44]詩意謂竹中清涼，雖當夏日，儼有秋意，非謂已入秋序也。
[45]此《通鑒》大曆四年二月文，然實追敘前年初敗時事，至下擊王守仙，殺張忠雲雲，乃大曆四年事。
[46]群盜或即指楊子琳。
[47]此謂罷嘉州刺史。刺史亦稱使君，故曰使罷。
[48]賴《譜》定公卒於大曆四年，此因不知《裴公挽歌》作於四年十二月而致誤。賴又假定杜《序》作於貞元十五年（七九九），雲自彼年逆數至大曆四年為三十年，與序中“歲月逾邁，殆三十年”之語，所差甚微。今案序是否作於貞元十五年，尚屬疑問。假設不誤，則貞元十五年上距大曆五年為二十九年，與序中“殆三十年”之語，不更合符節乎？故賴君此證，施於大曆四年之說，轉不若施於大曆五年之說為有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