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應把自然人生具象地處理,但森羅萬象的自然人生之中,究從何處下手呢?最安全正當的方法,是從自己下手。自己省察是作家第一步所應該用的功夫,而且是一生惟一的功夫。自己省察是文藝創作的根源。不消說,作家可以因了觀察,從廣泛的世界中選出適於自己創作的現象記在筆記裏,可以因了想象自己考案許多世間實際所無的事象,也可以把眼前的人物作了“模特兒”寫到小說或戲曲中去,可以因了別人的表情與動作推測其心理。但其實,這種方法不但不是初從事創作的人所能使用,而且也並不是根本的可靠的東西。真的創作上最根本的手段,除了內觀自己,沒有別法。文藝作品畢竟是作家的自我表現,所描寫的自然人生,也畢竟是通過了作家的心眼的自然人生。把自己所感所見的適宜地調整安排,這就是創作。
告白文學,第一人稱的小說,抒情詩等直寫作家自己的作品,不必說了,一切文藝作品,廣義地說,都是作家的自傳。我們隻要先查悉了作家的生涯,再去讀他的作品,就隨處都可發見作家的麵影。愈是大作家的作品,自傳的分子亦愈多。一作家的許多作品裏的人物,大概是有一定的性格的。例如就屠格涅夫說,殷賽洛夫(《前夜》的主人公)、巴賽洛夫(《父與子》的主人公)、路丁(《路丁》的主人公)等,不是大同小異的人物嗎?這許多人物其實就是作家的分身。莎士比亞被稱為有千心萬魂的第二的造物主的作家,他在劇中曾描寫著各種各樣的人物。但據學者的研究,漢默萊德式的人物在作品中常常見到,丹麥的王子漢默萊德就是其最後而最完全的標本。施耐庵在《水滸》中描寫著一百零八條好漢,個個都有個性,若仔細研究起來,定可歸並出幾個性質來,而這幾個性質,無非就是施耐庵自己的各方麵而已。武鬆、石秀是他,李逵、魯智深也是他。他本身內心有著武鬆、石秀的分子,才取了出來,敷衍了客觀化了造成武鬆、石秀,本身內心有著李逵、魯智深的分子,才取了出來,敷衍了客觀化了造成李逵、魯智深的。作家決不能寫內心上毫無根據的人物,尤其是人物的心理。
近代很有些學者正在應用了勿洛伊特(Freud)派的精神分析學,研究作家與作品的關係。據他們的研究,所謂文藝作品者,都是作家無意識地自己個人的叫聲。這叫聲的出發處也許往往連作家自己也不知道,但確是發於作家的內心的。美國亞爾巴德·馬代爾(AlbertMordell)氏曾有一部名曰《文學上的性愛的動因》的書,就了近代大作家詳細地分析著,日本廚川白村著的《苦悶的象征》(有魯迅氏與豐子愷氏的譯本),也就是從精神分析學出發的文藝論,可以參考。
話不覺脫線了,再回頭來說自己省察吧。自己是一切世象的儲藏所,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是過言。向了這自己深去發掘,深去解剖,就會發見一切世象共通的某物來。就最普通的淺近的情形說吧,如果不把自己快樂時的狀貌、心情、舉動等反省有明確的印象,決不能描寫他人的快樂。如果不把自己苦痛時的狀貌、心情、舉動等反省有明確的印象,決不能描寫他人的苦痛。要知道他人,畢竟非先深知道自己不可。
知道自己,這話聽去似乎很容易,其實是很難的事。因為真正要知道自己,非就了自己客觀地作嚴酷的批判,深刻的解剖不可。人概有自己辯護自己寬容的傾向,把自己載在解剖台上,冷酷地毫不寬恕地自己執了刀去解剖,是常人所難堪的。這裏麵有著藝術的冷酷性,所謂藝術家者,是不但對於他人毫不寬恕,即對於自己也是毫不寬恕的人。(這所謂冷酷、省察、不寬恕,隻是態度問題,和實際的道德無關。)從這冷酷裏,可以脫除偏見與小主觀;從這冷酷裏,可以清新正確地見到世象,所謂對於世間的真正的同情,實是由這冷酷中生出的東西。
自己省察是文藝創作之始,也是文藝創作之終。有誌於文藝創作者,應該先下自己省察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