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典》的第二百五十二卷至二百五十五卷為“詞曲部”的“紀事”；第二百五十五卷的下半及第二百五十六卷為“雜錄”。這兩部分瑣細過甚，來源過於複雜，要清理是必須費了不少的力量的；且要增補、糾正，也非數日之力所可能；在這篇批評文字裏決不能細加批評，故姑且不提。
但僅就“彙考”“總論”及“文藝”三部分論之，可議的地方已不知有多少！
最不能原諒的一點是，編者取材的譾陋與疏忽；忽略了（或未見到）第一道的來源而采用了輾轉鈔襲的譾陋的著作。如關於“詞”，張炎的《詞源》，陸輔之的《詞旨》均易得；沈義父的《樂府指迷》也附於《花草粹編》後。《詩餘圖譜》，為張所著，明代刊本也甚多。（較易得者為新安遊元涇刊本；汲古閣刊本。）今《集成》乃獨從《三才圖會》錄得《詩餘圖譜》三卷，可謂“間接”的了；而《詞源》一書，乃混名為《樂府指迷》，陸輔之《詞旨》乃亦混名為《樂府指迷》，而沈氏的《指迷》則獨遺之。此可見編者未見原書，而徒知從明人的很譾陋的輯本裏間接取材（蓋係從陳眉公《秘笈》本之誤。《秘笈》總名《樂府指迷》，而以《詞源》為上卷，《詞旨》為下卷），故致雜亂無章如此。關於“曲”，更是可笑了。僅知從《嘯餘譜》錄得《太和正音譜》的一部分及周德清的《中原音韻》，而目未睹原書，故遂致“支離破碎”，不堪一讀。涵虛子《正音譜》腰斬了大半，而僅錄其“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與“群英所編雜劇”名目。至《中原音韻》則割裂訛誤尤甚。編者全錄《中原音韻》的關於“韻”錄的一部分；至所附“正語作詞起例”，則照鈔《嘯餘譜》，目曰“務頭”，而竟不知仍是《中原音韻》之文。此全緣“間接”取材，故遂訛誤至此！最可怪的是，涵虛子《詞品》，原為《正音譜》上卷的一段，名為“古今群英樂府格勢”，《集成》編者乃別列之於“總論”中，且非原文。妄增“已上十二人為首等”，“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等語。涵虛子竟會這樣的自評自讚麼？初不明白編者為何如此妄改，妄增，後乃知仍是間接鈔襲，並非編者的自作聰明。原來這一段文字，乃是從《欣賞曲藻》上鈔過來的；故竟“張冠李戴”，把《曲藻》的文章也攏統的歸到涵虛子的名下去了。如有人把這一段文章“引”作涵虛子說的，豈不“貽誤”讀者麼？所附王世貞的評明代諸詞家也仍是從《欣賞曲藻》而來。卻更大誤。原來這一段也是《正音譜》之文，而竟被纏到王世貞身上去了。
關於研討“詞”“曲”的起源，隻引了《事物原始》、《文章辨體》、《文體明辨》等寥寥數則，而不知從更早更好的來源裏去找，也是譾陋得可笑。
其次，可議的地方是疏漏。拋棄了許多重要的著作，而收入許多不大重要的次等的材料。關於這一點，也說來話長。“詞”的一部分，在陸氏《詞旨》後，明明的說“此本還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後，而沈氏的《指迷》卻不見采錄（此等評語也是照鈔他書的）。隻錄《詩餘圖譜》而不錄《詞韻》一類的書，不知何故。至於曲韻，卻又全鈔《中原音韻》了。
“曲”的一部分，缺漏的地方尤多。《集成》的編者仿佛隻知道世間有北曲而無南曲，有雜劇而無傳奇，故“彙考”裏，收《中原音韻》，收涵虛子《正音譜》，而完全忘記了關於南曲一部分的材料。且詞譜既收《詩餘圖譜》，則至少曲譜也應收入。北曲譜是擺在手頭的，在《正音譜》裏就有，卻硬生生的把這一部分割裂開去了。南曲譜也不是難找的東西，也就擺在手頭，在《嘯餘譜》裏就有。編者既大鈔《嘯餘譜》，為何不多鈔些呢？這不能不說是“體例不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