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購物證那些事
在我記憶中，在東三省，購物證是“三年困難時期”才發的。
那時，對於每一個城鎮家庭，購物證的重要性僅次於戶口和購糧證。
當年，哈爾濱人家的購物證，不僅買煤、買燒柴非出示不可，買火柴、燈泡、香皂肥皂、煙酒、紅白糖、豆製品、蔬菜、生熟肉類也要用到。
購物證的主要作用體現於購買日常用品與副食兩方麵。一度，連買線（不論縫補線還是毛線）和堿也要用到它，憑它還可買“人造肉”和“普通餅幹”。
“人造肉”是最困難那一年的產物，具有研發性——將食堂和飯店的淘米水收集起來，利用沉澱後的澱粉製成的。淘高粱米的水製作瘦肉；淘大米的水製作肥肉；淘小米和苞米子的水製作肉皮。估計肯定得加食物膠、味精什麼的。凝固後就成了肥瘦適當的帶皮肉，紅白黃三色分明，無須再加色素。
“人造肉”那也不是可以隨便買的，同樣按人口限量。我為家裏買過一次，豆腐塊那麼大的一塊，倒也不難吃，像沒有肉皮成分的肉皮凍。
“人造肉”是曇花一現的副食，因為四處收集淘米水並非易事，所獲沉澱物也甚少，人工成本卻蠻大的，沒有推廣的意義。
“普通餅幹”是相對於蛋糕、長白糕、核桃酥、五仁酥等點心而言的。那類點心還在生產，商店櫃台裏也有，因不是尋常人家舍得花錢買來吃的，所以形同“奢侈食品”。
“普通餅幹”卻便宜多了，才四角幾分錢一斤，每斤比蛋糕等點心便宜三角多錢。
什麼東西一限量，還憑證，買的人家就多了。在當年，那也是刺激消費，加速貨幣回籠的策略。但老百姓也有自己的一筆賬——買一斤“普通餅幹”才收三兩糧票，價格又便宜，性價比方麵一掂量，覺得買也劃算。偏不買，似乎反倒虧了。
我為家裏買過幾次“普通餅幹”。每次買到家裏，母親分給我和弟弟妹妹幾塊後，重新包好，準備送人。父親是“三線”建築工人，母親獨自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度日甚為不易。不論遇到何種困難，不求人就邁不過那道坎去。底層人家的母親想求到什麼有點兒地位的人那也是相求無門的，被麻煩的隻不過是些街道幹部、一般公社辦事員而已——那也得有感激的表示呀，而“普通餅幹”勉強拿得出手去，別人家的孩子很歡迎。
有次，我們勸母親也吃幾塊。母親從沒吃過，在我們左勸右勸之下，終於吃了兩片，並說好吃。
估計當時母親餓了，竟又說：“快到中午了不是，幹脆，咱們就把餅幹當午飯吧。”
於是母親煮了一鍋苞米麵粥，我們全家喝著粥，將一斤半餅幹吃了個精光。我為家裏買過多次餅幹，隻有那次，沒送給別人家。
火柴、燈泡也要憑購物證買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據說，那等日常所用之物也要憑證買，是由於木材和玻璃首先得還給蘇聯，緊急抵債，某些火柴廠和燈泡廠一度垮了。“困難時期”的國家似乎什麼都缺，所以收廢品的什麼都收，碎玻璃也能論斤賣錢，牙膏皮子一分錢一個，膠鞋底三分錢一個。
後來，購物證變成了副食證，香皂肥皂改為憑票買了。憑副食證所能買到的，無非煙酒、紅白糖、生熟肉、豆製品而已。再後來，那些東西也發票了。
為什麼既有副食證還要發副食票呢？
這是出於相當人性化的考慮——如果買什麼副食都須帶證，它就很容易丟。一旦丟了，一戶人家一個時期內就吃不上副食了，補發要級級審批，是件相當麻煩的事。也體現著一種對於底層的不明說的關愛，生活特別困難的人家，可以將副食票私下交易成現錢，以解缺錢的燃眉之急。
但絕不意味著副食證就完全沒意義了。發一切副食票時，既要看戶口，也要在副食證上留下經辦人蓋的章。
秋季供應過冬菜，副食證仍用得上。國慶節買月餅，春節買特供年貨如花生、紅棗、茶、粉條，沒有副食證是絕對不行的。除了粉條，別種特供年貨供給得極少，具有象征性，意思意思而已。
某幾年，哈爾濱人春節時能憑證買到明泰魚和蜜棗。明泰魚是朝鮮回報中國的，蜜棗是古巴回報中國的，因為我們對他們的援助是慷慨大方的。從前幾年吃不到魚，哈爾濱人對明泰魚大為歡迎。古巴蜜棗很好吃，特甜。不幸的是，引發過肝炎，民間說法是“古巴肝炎”。
在幹部階層，副食證確乎沒多大實際用途。當年，即使科級幹部，享受較多種的副食也根本不是個問題。國家規定，科級幹部每月額外供給一斤紅糖、二兩茶、三斤黃豆，民間戲稱他們為“糖豆幹部”。關鍵不在於糖豆，隻要是為科長，買過冬菜便大抵有人送菜到家，而且肯定是好菜。入冬前買到好煤、好燒柴，也基本上能心想事成。而誰家的父親若是處級幹部，那麼連購糧證對其家庭也沒什麼實際用處了。每年秋後，處長們總有辦法為家裏搞到幾袋子新米新麵的。而誰家的父親若是局級幹部，且子女少，那麼其子女對於“困難時期”大抵是沒有任何切身印象的。如果他們說自幼是吃麵包紅腸長大的，雖未免誇張，卻也並不完全是虛言。我下鄉後，曾與一位被“打倒”的局長的兒子關係友好，他每向我憶起小時候的幸福生活，形容麵包夾大馬哈魚子醬，吃起來滋味如何如何。而我，此前竟不知有種魚叫大馬哈魚，更不知魚子還可以做醬。
我印象中，購糧證取消後，副食證似乎仍存在了一個時期——買雞蛋需要它。那時我已成為北影人了，一聽說北影家屬區的商店來了雞蛋，也會二話不說跑回家，帶上副食證再匆匆去往商店。那時我已當爸爸了，哪個爸爸不希望兒子在成長期多吃點營養豐富的東西呢？而20世紀80年代初，即使在北京，雞蛋也是按人口供應的，且平時買不到。
現而今，我已不吃雞蛋許多年了。人們的食品保健常識普遍提高，不少膽固醇高者，雖仍喜歡吃雞蛋，卻隻吃蛋白，不吃蛋黃了。在吃自助餐的場合，桌上每剩完整的蛋黃。而完整的蛋黃，差不多等於半個雞蛋。我見到那種情形，便替母雞感到貢獻的悲哀，於是心疼。
我也是膽固醇高的人。由於不忍棄蛋黃如棄蒜頭蔥尾，幹脆，連雞蛋也不吃了。
今日之中國，舉凡一切副食，幾乎沒有不過剩的。與從前之中國一切副食的匱乏相比，委實令人感慨萬千。
匱乏是從前的問題。
過剩是現在的問題。
解決匱乏問題，中國實際上隻用了二十幾年。
而不僅吃的，從服裝到家電到汽車，似乎許許多多商品都過剩了。某些商品從最新到過剩，時期也短得可用“迅速”一詞來形容——商品過剩，各行各業競爭激烈，淘汰無情，反倒成了中國繼續發展的大困境之一：某些商品的嚴重過剩，則意味著某些行業的工人麵臨失業的危情。
引領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帆風順地前進，端的不易啊。
怎麼會容易呢？想想吧，一百多年前，全世界才十六億人口左右……
漲工資那些事
知青是我的第一份“職業”。
當年我們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知青的工資是32元。我所在的一團地處北疆邊陲，享受9元的寒冷地區補貼，所以我實際上的工資是41元8角6分。
為什麼還多出了8角6分，我至今也不清楚。
1975年兵團知青的工資普遍漲了5元，但與我無關了。1974年我上大學了。
1977年我從複旦分配到文化部再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工資是國家規定的47元。
幾年後逢一次漲工資的機會，卻不是普漲，而是按百分之多少的差額漲法。
差額漲工資法是件不太容易進行得好的事——想想吧，一百人中僅二十人漲工資；五十人中十人漲工資：二十五人中五人漲工資——工資關乎一輩子的收入，還關乎退休金的多少，誰能根本不重視呢？
差額漲工資法的過程卻是相當透明的，也可以說很周到地體現了中國式的民主集中製。先要由群眾選出資格評定小組，該小組必有領導成員參加，對小組起領導作用。接著要自己在本部門公開表明放棄或競爭的態度。若不放棄，自己則須在本部門陳述自己的資格，往往的，想不替自己當眾評功擺好也不可能。
於是產生了第一批希望漲工資的人的名單。
當年的北影編導室五十餘人，最終有十人獲得廣泛同意，由評定小組報到廠裏，再由廠評定小組進行終評。
如此這般，想不民主都不可能，想不公平也不可能。廠評定小組內部掌握數個名額，以備某同誌確有資格漲工資，卻因為這樣那樣的人際關係原因在部門初評時沒入圍，可以由廠裏特批。
當年我們編導室的評定順順利利，幾乎是在一團和氣的情況下結束的。全廠的評定也波瀾不驚，沒發生任何爭執之事。這乃因為，北影是藝術單位，評起來簡單——當編輯的組到過什麼好劇本沒有？當導演的導出了什麼好電影沒有？好不好，業內和觀眾反應便是公論，誰也無法將“有”否定為“無”，誰也無法將“無”偏說成“有”。申報人的貢獻和成就是明擺著的，資格比不過別人爭也沒用。放眼全廠，演員及服、化、道各群體，透明度是相同的。
但以上順利情況，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情況，是藝術單位的特性所決定的。
據我所知，在20世紀80年代前，在企業單位，每次以差額之法漲工資，全國都會發生若幹起不良事件——有瘋了的，有尋短見的，有懷恨傷人的。
對於早年闖的中國人，一向也沒什麼實際利益可爭的，漲工資遂成最大利益。比如在某工廠的某車間，眾人同時上班，同時下班，各守一台車床；別人完成了多少工作量，我也完成了多少工作量；別人遲到的時候少，我遲到的時候也少；別人加班了多少天，我也加班了多少天：那麼，憑什麼給別人漲工資，不給我漲工資？資格差距不明顯，僅給百分之多少人漲工資，很容易產生矛盾。不但有自己為自己爭的現象，還有師傅為徒弟爭、徒弟為師傅爭、父為子爭、子為父爭、夫妻為對方爭、對象為對象爭的現象。其實，對於工人，漲一級工資，無非就是以後每月多了五六元或七八元錢而已。但在當年，每月多五六元或七八元錢，日子過起來還就是不一樣。
當年的工人級別，最高八級。少數工種沒八級，同是建築工人，瓦工有八級，抹灰工就隻有六級，因技術含量低於瓦工。而同是車床工，鉗工的工資也比同級車工的工資高幾元。
不論任何工種，在當年，八級工不但要技術高超，還須起碼有一項技術革新成果。所有的工種都算上，從新中國成立以後至“文革”結束，全哈爾濱市也沒幾位八級工。故八級工，往往又被視為“工人工程師”。
當年，在全中國，七級工也是不多的。能成為七級工，除了技術過硬，還須是多年的先進生產者或勞動模範。
當年，在全中國，不論哪一行哪一業的工人，退休時能成為六級工，那也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估計，全中國的六級工人，往最多了說也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六。
當年，在全中國，一名工人能在成為五級工以後退休，便是很令工人階級羨慕的事了。五級是全體工人階級退休前難以超過的級線。
所以，當年工人階級按比例漲工資時的爭，大抵是表現於五級以內的爭。而五級以內（包括五級）的工資差，最大也不超過10元。
爭還因為，當年漲工資，並無工作了多少年必須漲一次工資的硬性規定。此一次自己沒漲上，下一次何年何月再漲，誰也說不準。而漲工資，同時也意味著級別上調了一次。20世紀80年代前，許多二級工、三級工、四級工，十幾年沒漲過工資了。如果不是普漲，誰又能置身事外似的不爭呢？——這樣的人有也不多啊。
北影那次漲工資，我主動放棄機會了。
這倒不證明我有多高的風格，而僅僅是一種明智使然。我是編導室最年輕的新人，也是參加工作時間最短的人，一無任何貢獻，二無任何個人文藝成果，根本沒有被評定的資格。
我在北影的十一年間，似乎經曆了兩次工資普漲。1988年底調至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後，又經曆了一次工資普漲。後來，全中國開始工資製度改革了——藝術單位，工資要與藝術職稱掛鉤了。像電影製片廠這樣的單位，服、化、道工作人員包括燈光師，也要評出初、中、高三級職稱。童影當年對以上幾類同誌的職稱評定，主要集中於初、中級範圍內。因為童影是新廠，他們皆年輕人，尚欠專業曆練，來日方長。對他們的職稱評定，基本做到了人人滿意。童影導、攝、錄、美四大部門的同誌中，卻不乏從業時間較長，水平較高的同誌。也有從業時間雖然不長，卻頗有成就的年輕同誌，如由攝影改做導演的尹力、馮小寧，都導過獲獎電影——按此點而論，都有資格評為一級的。但名額有限，若他倆評上了一級，從業時間較長的老同誌則有可能評不上一級了。以後哪一年再評，也是誰都說不準的事。而若某人明明有評一級的資格，僅因名額所限，致使人家直至退休也不是一級而是二級，則不論對他們本人還是對評定者，都不能不說是憾事。
當年我是評定委員會委員。
我放棄了一級職稱申報機會。這樣一來，尹力和馮小寧委屈自己，也加入了二級職稱申報者中。少了三名一級職稱申報者，童影廠的一級職稱評起來容易多了，卻也帶來了新問題——二級職稱申報者又多了。
於是，我幹脆連二級職稱的申報資格也放棄了。
按起初打算是——一級職稱廠級評定組要到郊區什麼地方住下幾天，不受幹擾地將工作進行完畢。
我堅持這樣一種原則——資格難分高低的前提下，按退休時間早晚排序，早退休者優先。這樣的原則一經認可，似乎複雜的事完全可以簡單來做了。有同誌的申報材料很厚，沒必要非看。誰的資格怎樣，同事之間差不多是一清二楚的。
我們便沒到什麼地方去住下，兩個小時內將事情結束了，基本都沒意見。
我雖在電影廠工作，卻主要致力於文學創作。而對於作家，那種評級沒什麼實際意義——作家是怎樣的作家，最終要由作品怎樣來證明，因而才對個人職稱不太重視。
我記不清楚自己具體是哪年哪月評為一級作家的了——肯定是電影係統第二次評職稱之後很久的事。那次我也沒報個人申請，北影一級攝影家李晨生同誌當年是總局評定委員會委員，一日他在路上遇到了我，說總局很重視對我的職稱評定，認為這一次再不能“漏掉”我了，代表總局評定組告知我，他們一致同意特事特辦，我隻寫份申請即可，創作成果部分可略。他們很急，因為把我的職稱評定解決了，總局評定組才好正式宣布完成曆史使命。
我便將他請到家中，當即寫罷一頁紙的申請，問他可以不可以。
他看後說：“我覺得可以。”
幾天後，童影廠辦的同誌通知我：“你的一級職稱通過了。”
當年事業單位的人們之所以對職稱也很在乎，主要因為職稱與住房分配掛鉤。一級與二級，在住房分配方麵有一定區別，相差二十來平方米呢。但這是理論上的區別，依各單位具體的房源是否充足而定。童影廠當年的房源極有限，分給我的住房已體現著對我的十二分的厚愛了，令我至今感激不盡。我的住房問題當年與我的職稱實際上不發生關係，這也是我不太重視職稱的原因。
幾年後我調入了北京語言大學，我曾有過的文藝職級對我完全沒意義了。我同樣感激李晨生他們，他們對我真是十分厚愛。若非他們當年那麼上心於我的職級之事，我可能會成為沒有過文藝職級的作家。
如今，職級對於年輕一代文藝界的朋友，已沒當年那麼大的吸引力了。房改之後，絕大部分中國人已不能再分配到公有私住的福利房，職級與住房待遇脫鉤，含金量大打折扣；文藝單位實行體製改革後，絕大部分變身為企業性質，而在企業人的工資結構中，效益工資占了不小的比重。如果單位效益好，大家的效益工資多於職級工資的那點兒差別。社會對文藝界人士的認可度，亦遠超過職級的肯定性。在文藝界，對於老同誌，職級似乎更是一種曾經獲得過的榮幸；對於新同誌，則是勉勵方式。
然而不能因此認為，當年的職稱評定毫無必要。回頭看，當年的職稱評定，確確實實體現了國家在改革初期，經濟能力剛有好轉的情況之下，對全體知識分子的及時關懷。
當年的中國，解放生產力是發展的首要任務。而改善居住窘況對知識分子的長期困擾，有利於極大地激發他們投身於改革開放的豐富潛力。
在所有生產力中，知識性生產力是火車頭。
故可以這樣說，今日中國之輝煌成就中，也包含了各行各業前幾代知識分子的貢獻結晶。
曆史與現實一向有著重疊的部分。在現實的大地上，也一向不難發現從前歲月的投影——好的中國故事，更是從曆史中走來的中國的故事……
衣帽鞋襪那些事
一
在我記憶中，在我下鄉前，似乎隻穿過三次新衣服。
一次是五六歲時，大年三十兒的晚上，父親從沈陽或吉林回家，給我買了一件新棉襖。當年東三省是重工業基地，身為東北建築總公司一名工人的父親，支援遼寧和吉林兩省的大廠建設，工資是有補助的。收入多了，父親高興，就為我和哥哥各買了一件棉襖。晚飯後，我出去放小鞭，鄰家孩子放的“滴滴花”將我的棉襖燒出了一個大洞。父親很生氣，扇了我一巴掌，從此我口吃了。關於我的口吃，在自己的哪一篇小文章中曾寫到過；並且，也作為情節在電視劇《年輪》中出現過。
我第二次穿新衣服，是在小學二年級時。記得很清楚，已經入秋了，再過幾天就要開學了，母親為我買了一件紫色的秋衣。穿上新秋衣後，母親命我去打醬油。我一路走得很快活，那時的我開始愛美了，新秋衣使我覺得自己的樣子肯定挺神氣。當年的北方百姓人家幾乎都有盛醬油的大玻璃瓶子，可裝三斤醬油。那種大瓶子，空的也不輕，裝了三斤醬油後，對於一個小學二年級孩子挺重的了。我是抱著它回到家裏的，放下後，新秋衣被醬油染了一片。即使有漏鬥，往瓶子裏倒醬油時也不可能完全不灑在外麵呀。母親命我立刻脫下新秋衣用清水泡盆裏，怕不立刻那樣醬油色洗不掉了。母親並沒責備我，隻怪自己不該讓我一次買三斤醬油。盡管洗得及時，新秋衣幹後還是留下了難看的痕跡，也縮水了，穿著不那麼合身了。在相當長的日子裏，我挺恨那個小雜貨鋪子為我打醬油的男人。依我想來，他應該用紙替我將瓶子擦幹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