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聽人講，到了他所愛的女知青可以請探親假的時候，他倆雙雙回到了哈爾濱，而她再也沒回連隊。
“大返城”後，我見到老連隊的知青，詢問“三毛”他倆生活得怎麼樣，了解情況的人說幸福著呢。具體有多幸福，在當時人多的情況下，我沒細問……
結婚·離婚那些事
當年，在農村，結不起婚的人主要分兩類——一因窮，二因“成分”不好。
當年農村的窮，非個別現象，往往是整村窮，村村窮，窮一片。所以，有不少“光棍村”。賈平凹的小說《雞窩窪的人家》，反映兄弟二人娶一個媳婦的窮境，是獲全國小說獎的作品。當年有個別評論指責他“暴露”社會主義陰暗麵，而我一直認為那篇小說最代表平凹的“現實主義精神”。當然，也不能明著二娶一，共同擁有一個媳婦是背地裏的事。
“娶”的前提是雙方自願。隻要雙方自願，實際上就不存在什麼娶得起娶不起的問題。所以，男人“娶不起”，也是女人因他們窮不願嫁的另一種說法。即使光棍男人們幹脆自滅了念頭，打算終身不娶，若父母在，是不依的。於是，“換婚”遂成最省錢的娶嫁現象。若雙方兩對兄妹相貌都說得過去，甚至不錯，“換婚”自然也是皆大歡喜的事。但老天通常並不這麼關愛窮人，故換婚的結果往往是總有一對抱憾終生。
“成分”不好的農村人家，大抵無望。這乃因為，即使其家庭成員與別人幹同樣的活，勞動量一點不比別人少，也不能獲得到同樣多的工分。招工、參軍、上大學等好事，仿佛永遠與他們無緣。又窮，“成分”又不好，娶媳婦難上加難。貧下中農家兒子，若背地裏與地主家模樣不錯的女兒戀愛了，這種事雖也會有阻力，但最終成婚的可能還是蠻大的。反過來，基本沒門兒。若男方不剪斷念頭，那麼肯定被視為階級鬥爭“新動向”，男方就沒好果子吃了。
僅就錢財而論，當年的中國沒有富人。但就生活水平而言，天壤之別的現象是客觀存在。故在城市裏，門第就是成分的證明，同樣製約城市青年們的戀愛成敗。從大概率上看，普通人家的兒女與高幹人家的兒女產生戀愛關係的機會微乎其微。即使同在一座城市，甚至是同一所中學、大學的學生，基本也互不交往。前者再優秀，那也不會對後者產生多大的吸引力。而後者們一向低調，對家庭背景諱莫如深。各有各的圈子，互相隻在不同的圈子裏知根知底，釋放吸引力。
“文革”一度使此種無形壁壘坍塌，使一些高幹兒女淪落民間，於是與普通人家兒女產生了友情甚至愛情。但那是特定年代的非常態現象。“文革”結束不久，友情基本終結，夫妻大抵離異。非常態現象逐漸恢複到以往的常態，門第秩序逐漸井然，民間兒女與所謂“上層人家”兒女各歸其群，從此老死不再往來。像英國王儲們那種與平民家普通女兒結為夫妻的事，在中國是沒先例的。
具體論到民間，令當年的青年們發愁的結婚之事也是房子問題。當年的中國沒有買賣房屋一說，但凡像點樣的房屋，皆屬公產，任何人都無權買賣。“兌房”是允許的，即一方出讓居住權，另一方予以經濟補償。“兌房”少說亦須幾百元，居住條件良好的近千元，一千幾百元，非一般人家敢想。所以對於民間兒女，解決婚房問題隻有兩種選擇——要麼私搭亂建，要麼租房。租房也構成巨大的經濟壓力。就算夫妻雙方都是二級工，工資加在一起才七十幾元。而租一處二十來平方米的土坯房，當年也得十五六元。若再添了孩子，每月向雙方父母交幾元贍養費，小日子就很緊巴了。至於私搭亂建的婚房，基本上都可以用小小的“土坯窩”形容。
故可以如此推論，中國之城市“80後”，一半左右出生於十幾平方米、二十平方米的私搭亂建的或父母租住的各式各樣的“蝸居”中。條件有所改善，大抵是他們成了少男少女以後的事。進言之，他們的父母，幾乎皆無甜蜜的新婚日子值得回憶。所以，“80後”尤其要明白，感恩於父母是必須的。
當年，在中國，在民間，離婚也不易。首先是，一旦離婚，一方將無處可住。其次是，家庭這一“合資單位”解體，不論各自承擔怎樣的撫養兒女的法律責任，雙方的經濟狀況都將變得很糟。再其次，若非離不可的是男方，則他還必須提出“過不下去了”的硬道理。而從當年民間的是非立場看來，隻要女方並無屢教不改的作風問題，一切“過不下去了”的理由都是不足以成立的，法律也絕不支持。當年法院判離婚案，須參考雙方單位意見。如果雙方都是無正式單位的個體勞動者，那麼街道委員會的看法也相當給力。街道委員會也罷，單位也罷，都會不約而同地、本能地秉持“婦女保護主義”立場，認為便是秉持正義。實際情況也是，對於女性，離婚後的生活將十分不易。而若離婚的原因是由於男方另有新歡，那麼他必得有足夠勇氣經受來自社會方方麵麵的道德譴責。也並不是有那般勇氣就容你心想事成了——那將是一場“持久戰”，拖了八年十年還沒離成不足為奇。
離婚雖是夫妻之事，但在當年也被認為關乎社會穩定，關乎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故在“文革”前，中國是世界上離婚率極低的國家，也以離婚率低而自豪。“文革”十年，離婚率上升。夫妻一方若被劃入政治另冊了，“離婚”不但成為另一方的自保方式，而且受到革命的肯定，正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文革”後的整個八十年代，離婚率仍呈上升態勢。這乃因為，“河東河西”之變，又開始了一番輪回。這麼變也罷，那麼變也罷，政治外因的強力介入是主因。故可以說，從“文革”十年到“文革”後十年，中國有一種離婚現象是“政治離婚”。但這種現象，主要體現於幹部子女與知識分子夫妻之間。許多幹部落實政策了，官複原職了，甚至職位更高了，他們曾經淪落民間的兒女，於是要改變已經形成於民間的婚姻。這種意願，在不少知識分子中也有呼應。因為知識分子的命運，“文革”後也逐漸向好。男人的命運一旦向好，就會吸引較多的女性追求者。女性的命運一旦向好，對婚姻幸福的要求便會提高。人類社會在許多方麵發生了根本改變，在許多方麵卻似乎亙古不變，此點是不變法則之一。
比起來，幹部兒女，特別是高幹兒女，當年的離婚很容易——因為他們父輩手中的權力，可將離婚難題一一擺平。不論“被離婚”的是男是女，給你安排好住房，給你解決一份穩定又較理想的工作，子女的撫養問題也不必你操心。總之，使你沒有了一切後顧之憂，你還待如何呢？非不離，不是太不識相了嗎？那麼一來，“正義”也就不保護你了。
知識分子的離婚，可就不那麼容易了。當年，我認識一位科技知識分子，單位剛分給了他一套七十幾平方米的樓房，他出人意料地鬧開了離婚。且不論是否過不下去了，首先你必須為你的“娜拉”安排好另一住處吧？他根本不具備那種能力，所以夫妻二人仍共同居住在小小的兩居室內。他連淨身出戶也做不到，因為他一旦離開了那個家，自己也無處可住。所幸他們的女兒上大學了，可以住校不回家。即使家中隻有他們離不成婚的二人，那種形同陌生人的關係也還是太尷尬了。不但他們自己住得尷尬，去找他的同事朋友也很尷尬。最終沒離成，又將就著往下過了。照樣留下了負麵議論——“什麼過不下去了，借口嘛，這不也繼續過下去了嗎？”
20世紀80年代晚期，路遙有部中篇小說《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是考上了大學的農家子弟，他的農村對象叫巧珍。他結識了地委幹部的女兒，她也一度對他頗有好感，這使他對巧珍變心了。結果，他先後失去了兩個女子對他的愛，也失去了在城裏的工作，被迫退回到農村，被現實打回了原形。
試想，若高加林非農民的兒子，而是級別夠高的幹部子弟，結果就斷不會是那樣——他可以首先為巧珍解決城市戶口，再安排一份較好的工作。如果巧珍有上大學的願望，並且是那塊料，他助她考上大學亦非難事。那麼一來，豈不是三方都心想事成皆大歡喜了嗎？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離婚率雖然上升了，婚姻在底層卻相當穩定。底層兒女能結成婚已屬幸事，誰敢動離婚之念呢？也都沒有離得成的能量呀。
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的離婚率更高了。個體經濟發達了，成功的，也就是有錢的男人多了。此時的中國式離婚，主要靠的是錢的擺平作用。而錢的擺平作用，比權的擺平作用更大，也更易於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