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曹操墓的爭論，繞來繞去都繞不過一點：相關地區和相關部門是不是要拿曹操墓賺錢？既然是有利益驅動，那就有可能造假。
利益驅動顯然是存在的。
虎年到來，曹操墓在河南安陽被確認後的第一個春節，西高穴村就遊客不斷，村民已經開始利用死曹操賺錢。與此同時，虎年春節黃金周七天，曹操的故鄉安徽省亳州市共接待遊客61萬多人次，較去年同期增長50.38%，旅遊收入近1.3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52.84%——這些數據無比明顯地說明，用曹操賺錢將有多麼好賺。而在2010年2月26日發布的安陽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更是旗幟鮮明的指出：“針對曹操高陵重大考古發現，要求各級各相關部門認真做好保護、開發和管理工作，努力把曹操高陵打造成我市文物保護、文化旅遊的新亮點。”
曹操的破土而出，會造出多少GDP，這是一個不太好估算的數字。有學者說一年4.2億元，這個數字是太高還是太低，我們拭目以待……那麼造假有沒有可能呢？
北京大學的齊東方教授對此有詳盡的解釋。
（齊東方，1956年出生於遼寧昌圖。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漢唐時期考古、曆史、文物、美術教學與研究。出版獨立撰寫、主編、參加撰寫的學術專著《唐代金銀器研究》等十二部，發表各種論著百餘篇，主要包括墓葬製度研究、金銀器研究、馬具研究、玻璃器研究、絲綢之路研究、唐代陶俑研究和吐穀渾餘部曆史的研究。）
一、曹操墓的發現及其引發的質疑與其說曹操墓被找到引起很大的轟動，不如說，質疑曹操墓的真實性更吸引人眼球。但問題在於，有些質疑已經混淆了考古學與挖寶的本質區別，甚至引發人們對一個現代科學學科產生了懷疑。
曹操墓發現後,新聞發布的內容主要是：
1、這座墓葬規模巨大，總長度近60米，磚券墓室的形製和結構與已知的漢魏王侯級墓葬類似，與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稱；該墓未發現封土，也與文獻記載曹操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的情況相符合。
2、墓葬出土的器物、畫像石等遺物具有漢魏特征，年代相符。
3、墓葬位置與文獻記載、出土魯潛墓誌等材料記載完全一致。據《三國誌·魏書·武帝紀》等文獻記載，曹操於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於洛陽，二月，靈柩運回鄴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門豹祠西原上”。調查資料顯示，當時的西門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橋南行一公裏處，地屬安陽縣安豐鄉豐樂鎮。這座大墓就在西門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後趙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駙馬都尉魯潛墓誌，也明確記載了魏武帝陵的具體位置就在這裏。
4、文獻還明確記載，曹操主張薄葬。他臨終前留下《遺令》：“殮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也在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證：墓葬雖規模不小，但墓內裝飾簡單，未見壁畫，盡顯樸實。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證皆為曹操平時“常所用”之器。
5、最為確切的證據就是刻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牌和石枕，證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據文獻記載，曹操生前先封為“魏公”，後進爵為“魏王”，死後諡號為“武王”，其子曹丕稱帝後追尊為“武皇帝”，史稱“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銘稱“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時的稱謂。
6、墓室中發現的男性遺骨，專家鑒定年齡在60歲左右，與曹操終年66歲吻合，應為曹操遺骨。
曹操墓被發現的新聞發布後，引發了社會的一些質疑，主要包括以下6點：
1、刻有“魏武王”的石牌與石枕，此兩件最有力的鐵證並不是考古的正規發掘，而是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的。
2、號稱魏王用過的一件兵器，到底是真是假，很難鑒定。墓已被盜挖過，不是原封的，兵器也可能是有人故意藏在裏麵的。
3、在墓室清理中，發現的人頭骨經專家初步鑒定為一男兩女，要確認是不是曹操本人的頭蓋骨，還需要把骨頭上提取的DNA和曹氏後人作比對。
4、要最終確認墓穴的歸屬，還需要憑借墓誌銘。
5、除“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外，其他的石牌上還有“黃豆二升”、“刀尺一”等，更是倉庫裏的說明牌，不是墓葬所用。漢代墓葬很少有發掘出類似物品的。
6、而且，如果“疑塚說”成立，這個墓就可能是疑塚。
對於上述質疑，有些誤解可以澄清，有些疑問可以解釋，學術問題可以繼續討論。但問題在於，有些質疑已經混淆了考古學與挖寶的本質區別，甚至引發人們對一個現代科學學科產生了懷疑。如同人們可以質疑物理、化學等學科中的某項研究結果，但不能對物理、化學學科本身的科學性產生質疑一樣，了解和認識考古學是什麼，在這裏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二、考古學視域中的曹操墓曹操墓發現之後，人們聯想到了曆史上關於曹操“疑塚”的傳說，懷疑這座墓是否就是曹操的疑塚。而事實上,到了宋代以後，“疑塚”之說才在詩文傳說中出現，曆史學不會把“疑塚”說當成真正的史實。曹操“疑塚”之說純屬無稽之談。
考古學的定義是：考古學是研究如何尋找和獲取古代人類社會的實物遺存，以及如何依據這些遺存來研究人類社會曆史的一門學科。換句話說，考古學是以科學發掘為基礎、通過實物研究曆史的學科。
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方法是地層學和類型學。這裏包含有三層意思：其一，如何用科學的方法尋找和獲取資料；其二，考古學對象是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遺存；其三，考古學的目的是研究人類曆史。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認知，很難在一個有效的平台上討論嚴肅的學術問題。
首先應該指出，不是所有研究古代遺物的學問，都叫做考古學。考古學是20世紀初由西方引入的新學科，是將西文的archaeology翻譯對應為漢語的“考古”，這與中國宋代以來也被叫做考古的金石學完全不同。
如果僅就研究古代器物而言，早在春秋時，孔子就曾到太廟研究過古代器物，《左傳》也著錄過銅器，漢代還有人對銅器銘文進行過考釋，西晉河南汲郡魏襄王墓出土大量的戰國竹簡，當時和後來的學者都不斷考證研究。到了宋代，又出現了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黻的《宣和博古圖》等等一批著作，這類圖書描繪古代器物的形狀、尺寸、重量以及摹寫銘文，編撰體例形成一定規範，由於以古代銅器、石刻為主要著錄對象，當時先稱“博古”，後稱“金石”，也叫考古。金石學研究的對象是傳世收藏品，並非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現代學科體係。早在20世紀30年代，郭沫若就說金石學為“紙上雜貨店”，“逃不出一個古董趣味的圈子”；考古學家李濟把金石學與考古學的關係比喻得更透徹，即“煉丹學之與現代化學，采藥學之與現代植物學”，意在表明兩者之間無論是理論還是研究手段都有極大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