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二字的由來，至今仍有爭議。有人認為，胡同原是蒙古語的漢字表音，意為“水井”；有人說胡同是南方地區“弄”的音變；也有人認為“胡同”源於遼金時期北方地區的“胡洞”。“胡衕”二字最早的文字記載出現在明代，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張爵編寫的《京師五城坊巷胡衕集》一書中，專門記述了明代北京五城33坊的名稱、位置以及各個坊的街巷胡同。可見“胡衕”即“胡同”，不論叫法有何不同，它都是指北京的小街巷。
北京有句俗語：“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沒名的胡同賽牛毛。”那麼，北京到底有多少條胡同呢？據記載，元朝時是400多條，到了明代達1000多條，清代增至2000多條，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時，胡同超過3000條。到了1990年，胡同數量變為2200多條，2003年是1500餘條，現在已不足1000條。
“胡同”一詞最初見諸元雜曲。關漢卿《單刀會》中，有“殺出一條血胡同來”之語。元雜劇《沙門島張生煮海》中，張羽問梅香：“你家住哪裏？”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磚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變。元人熊夢祥所著《析津誌》中說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處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雜記》中進一步說：胡同本元人語。
“胡同”一詞，是從蒙古語“忽洞格”——井，轉變過來的。第三個字發輕音，甚至可以不發音，於是就成了兩個字的單詞：“胡洞。”翻開內蒙古的地圖找找看，用“胡洞”、“忽洞”做地名的，真是太多了。個中的理由很好理解：蒙古族自古是個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每到一地，必先解決水源問題，如果沒有河流湖泊，就隻好打井。於是井的特征，就成了一個放牧場所的地名。賽因忽洞——好井；毛忽洞——壞井；哈雅兒忽洞——雙井；烏克忽洞——死井；宮忽洞——深井……時間一長，被北京人“叫白”了，成了“胡同”。
怎麼證明“胡同”就是井呢？
王府井大街往北路西，有條胡同叫“錫拉胡同”。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這裏有礦井，出產金屬錫？還是曾經有家五金店，賣錫？顯然不大可能。而用蒙古語就能解釋通：錫拉胡同——黃井。井怎麼有顏色？蒙古族的習慣：在沒有其他特征的時候，就用打井挖出的土的顏色來為井命名。內蒙古草原有牧場就叫“烏蘭忽洞”——紅井，因為當地的土壤是紅色的。
說“錫拉胡同”是黃色的井，有個佐證：明清時北京城的地圖證明，此地還有個地名，叫“黃土坑兒”，也還叫過“黃土岡兒”。說明這一帶確是黃土。
再舉一例：義留胡同。過去曾經寫作“一溜胡同”。有人解釋為“又細又窄的胡同”。原本，“一溜”是河的名字，叫作“一溜河沿”。河，恐怕就不能用“細”和“窄”來解釋了。“一溜”也是蒙古語，“一溜”河跟新疆的“伊犁”河是同一個詞。“伊犁”“一溜”的蒙古語意思是“清”。翻譯過來，“一溜河沿”的意思是“清水河沿”。
趣聞逸事
“街”和“路”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街，四通道也。”雲南麗江古城的“四方街”用的就是這個意義。“街”另指城中的道路。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中有“街，都邑中之大道也”的解說。城市中大道叫“街”，小道叫“巷”，現代漢語中的“街頭巷尾”“大街小巷”“街道”“上街”等中的“街”字，都不能換成“路”。
《爾雅》和《毛詩詁訓傳》都說：“路，大也。”“路”的同族詞也都有大的意思，如大車叫“輅”，長串的美玉叫“璐”，大鳥叫“鷺”。許慎說：“路，道也。”“路”作為“道”的同義詞，其特點一是在城外；一是大而長。現代城市已無內外之別，於是城裏的街道也可以叫“路”，但“路”的基本特點並未喪失：還是特指那些寬大長遠的街道。
一般城市規劃和習慣是，東西向叫“路”，南北向叫“街”。因此長安街或北窪路中的“街”“路”實際上不是規劃名，而是內化到地名裏去了，按照規劃規範嚴格地說，應該叫作“長安街路”和“北窪路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