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那天肯定經過了激烈的兩難抉擇。要回到國內，就要翻越亙古無人的野人山；要西撤印度，個人的仕途甚至生命，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杜聿明肯定知道翻越野人山的艱險，然而，出於對蔣介石命令的執行，他還是選擇了回國。
事後證明了，這是一條錯誤的路線，讓遠征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在做出這個抉擇前，杜聿明還和廖耀湘、孫立人一起召開了會議，研究遠征軍何去何從，黃埔軍校出身的杜聿明和其他將領站在一邊，留美出身的孫立人一個人站在一邊，杜聿明和孫立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最終誰也沒有說服誰，杜聿明要求孫立人帶領新38師在後掩護大部隊撤退，孫立人答應了。後來，孫立人帶領新38師在完成掩護任務後，就與杜聿明分道揚鑣，走上了不同的撤退路線。
杜聿明和孫立人的矛盾從緬甸戰場上開始，一直帶到了幾年後的東北戰場。在東北戰場，他們依舊各執己見，爭吵不休，最終，孫立人被從東北戰場調離，在南京訓練新軍。
遠征軍要轉戰回國，緬北重鎮、滇緬公路上的重要中轉站臘戍，是必經之路。
遠征軍第66軍的新28師和新29師充當遠征軍撤退的先鋒，而新38師則在全軍最後阻擊，掩護十萬遠征軍撤退。
新28師和新29師剛剛到臘戍，還沒有來得及布防，日軍56師團就殺到了。中國遠征軍盡管進行了頑強抵抗，但是日軍攻勢太過猛烈，更兼之有飛機、坦克相助，臘戍失守了。接著，日軍攻占了邊境城市畹町，繼而，遮放、芒市、龍陵相繼失守。日軍56師團攻向惠通橋。早在戰前，日軍情報機關已經偵知，惠通橋是中緬邊境的咽喉要道，占領了惠通橋，就可以直搗昆明，繼而進占重慶。
從仰光登陸至今，日軍56師團連續作戰14天，一路殺奔怒江，平均每天行軍110公裏。這是日軍閃電突擊戰的最高紀錄。
抗戰至今，滇西一直是中國的大後方，戰爭在遙遠的東方打響，槍炮聲相隔數千公裏。所以，滇西從來沒有正規武裝部隊防守，日軍進入滇西後，一路暢通無阻，奔向惠通橋。
日軍進入滇西後，國民政府軍政部就在當天深夜召開緊急軍事會議，電令第11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防備司令宋希濂，火速派精銳部隊趕赴怒江增援。宋希濂立即命令最靠近怒江的36師趕往惠通橋。
日軍56師團阪口支隊到了惠通橋西岸，而中國軍隊36師還在奔向惠通橋東岸的路上，而當時誰也不知道對方距離自己如此之近，也不知道一場激戰即將開始。
一個偶然的事件，引發了惠通橋被炸，橋身掉入了河穀，日軍的夢想也掉入了河穀。
惠通橋係愛國華僑梁金山捐資築建，聘請美國阿柏蘭德工程師設計，建橋材料用火車由仰光運至臘戍，後用汽車運至緬甸邊境之南坎，再用驟馬馱至怒江橋工地。1932年動工，1935年落成，橋長36丈9尺，寬1丈7尺，耗資巨大。該橋建成，對抗日戰爭時之中緬之交通和開發滇西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獨立工兵第24營軍需長李國屏在《張營長炸橋阻敵》一文中，詳細介紹了當年的炸橋經過：
1942年4月末，張祖武上校奉命率獨立工兵第24營赴滇西入緬作戰。途經昆明時，張營長請求補充各項工兵器材，全營分乘數十輛卡車沿浪西公路西行。
我當時任給養軍需，行軍宿營需緊隨營長。5月4日晚抵保山城郊，目睹保山城被敵機轟炸後的慘狀，義憤填膺。據百姓告知，敵機常來襲擾，隻有早晚較為安全，張營長遂下令次日天明前出發，按規定當日趕到畹町。
5月5日淩晨，全營準時出發，經諸葛營機場轉過山坳，逶迤西行不久，再下坡約40公裏，便是滇緬公路咽喉惠通橋。我營車隊因前方來車過多，時時受阻，上午九時許才到達惠通橋東岸。這是一座鋼索吊橋，又是單行線，西岸來車絡繹不絕，橋頭憲兵對此失控，秩序紊亂，散兵難民混雜搶行，商車軍車推擁爭道，人心惶惶，亂亂哄哄，全然是兵敗如山倒的不祥景象。因無法過橋，隻好在橋東耐心等待。
十時左右，一輛指揮車來到橋頭，車上坐著三位高級軍官，狗問工兵營長到否。張營長應聲上前相見，其中一位是工兵總指揮馬崇六將軍，他又是軍政部駐昆辦事處主任，馬問明張營長攜帶爆破器材情況後，麵帶喜色連聲說：“好，好！”四人立即商量片刻，其中一位用信紙寫下一紙手令交給張營長，便匆匆驅車離去。手令內容有三條：一、命令獨立工兵第24營營長張祖武在惠通橋東端就地待命；二、敵人強占惠通橋時立即爆破該橋；三、任務完成後即電報部。張營長告訴我說，臨時奉命炸橋，責任重大，必須要一手令作為憑證。他說另兩位是參謀團團長林蔚中將和參謀團處長蕭毅肅中將。
張營長立即召開連排長緊急會議，宣布這項臨時緊急命令，拿出炸橋方案交給大家研究定奪。事不宜遲，迅即行動：一連長胡世安率全連官兵攜帶已計算夠量的炸藥及一應爆破器材到橋西端安裝；二連長趙宋卿負責在橋中段安裝炸藥；三連長石堅在橋東端安裝炸藥及做好各項炸橋引爆準備工作。為確保炸橋成功，張營長決定雙引爆，即導火索點火引爆和發電器電引爆，發電器由營長親自執掌。隨後，營長率營連幹部逐一仔細檢查無誤後才返回橋東營指揮地，用望遠鏡嚴密監視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