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後記粉碎了“四人幫”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要重印一批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小說，把我的《倪煥之》也列入了選題，來征求我的意見。
我先是不同意重印。我想，自從毛主席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好小說出現了不少；解放以來，小說的成績更不能低估。《倪煥之》跟那些好小說比起來，思想、技巧以及語言都差得很遠。要重印，應該先印那些好小說，輪不到《倪煥之》。
可是後來我同意重印了。我想，“四人幫”對文藝采取專製主義，扼殺“百花齊放”的方針，這是必須揭露，必須批判的。揭露批判可以開會，可以寫文章；而重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作品，讓大家看看“四人幫”竭力詆毀的那些作品到底怎麼樣，同樣是揭露批判。因此我支持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做法。
我又想，二十年代曾經有過一本《倪煥之》，曾經有過倪煥之這樣的人，讓青年們看看也沒有什麼害處。當時的青年要尋找真理多麼難啊！倪煥之是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免不了軟弱和動搖。他有良好的心願，有不切實際的理想，找不到該走的道路。在那大變動的年代裏，他的努力失敗了，希望破滅了，隻好承認自己不中用，朦朧地意識到：將來取得成功的“自有與我們全然兩樣的人”。中國革命得到毛主席的領導，終於成功了。現代的青年看倪煥之，一定覺得很陌生，覺得他是個“與我們全然兩樣的人”。現代的青年決不會重複倪煥之那樣的遭遇和苦惱。祝願青年們萬分珍惜自己的幸福，拋棄一切因襲，在解放全人類的大道上勇猛精進。
葉聖陶１９７８年４月
投資
我滿頭是汗，從三等車的門口擠下來，腳踏著月台的水門汀地；我踏著了上海的土地。一隻小皮箱提在右手裏，一把陽傘挾在左腋下，一個小紙包藏在裏麵小衫的左邊的口袋裏。一個腳夫慌忙地奔過，在我身上撞了一下，我的左手便機械似地按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在，位置一點沒有動，小紙包依然酣睡在口袋裏。我舒了一口氣，把腳提得高一點，急速地向前走。
離開家庭雖然還不滿五個鍾頭，我的兩隻手按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卻不知有多少回了。我身上從來沒有帶過這麼多的錢。兩百五十塊，全是中國銀行的鈔票，五塊的。放到了口袋裏，媽媽替我在袋口縫了兩針，這可稱穩妥了；可是兩隻手並不就此放心，還是要輪替地按，按，按，好像犯了胃病似的。
爸爸把這一疊鈔票授給我的時候，他的白皙而露出青筋的手微微發抖，他說：“這裏兩百五十塊，要當心！到了上海，就寄存在伯伯那裏，等考取了繳費再向他拿。”
爸爸對於金錢是非常愛惜的。但是支出大量的可愛的金錢作資本，博取比資本多出多少倍的贏利，這樣的機會究竟不宜錯過：這是他授給我鈔票時的心情，我知道。
我接鈔票在手，一張一張地數了一遍，就拿一張報紙包起來；同時我感到一陣說不出所以來的慚愧，好像我占了爸爸的便宜，好像我搶了爸爸的東西。還有，爸爸說等考取了繳費，我真能考取麼？自己的實力自己知道得清楚：“英”“國”“算”勉強及格，什麼功課都隻浮浮地記得一些輪廓，我真能考取麼？倘若命運判定我不用繳費，這包鈔票隻好原封不動地繳還爸爸，那時候，爸爸的心情又將怎樣呢？
坐在三等車裏，我無心玩賞兩岸的水田，無心觀看南翔以東日兵轟炸的痕跡，也無心聽同車旅客此呼彼應地談論的身邊私事以至國家大事；我隻是茫茫然，剛才的說不出所以來的慚愧老是盤踞著不去，失望的預兆又似乎一回比一回清楚地在心頭露臉。於是，我的兩隻手輪替地按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去。
“元官！”
聽得有人喚我的小名，我定睛看去，逆著人群的潮流而來的是伯伯家的傭人阿根。我心裏一鬆，好像已經到了伯伯家裏了。
飯後，伯伯吸著雪茄，眼睛似閉不閉的。我坐在他旁邊；看到他的頭發，心想去年他去看我們時，白頭發還沒有這麼多。電扇輕輕地勻勻地旋轉著；當門的簾子直垂到地，一動也不動。
“你到底要去考大學，”伯伯吐了一縷白煙，看著我說。
“爸爸說的，不考大學也沒有地方好去；況且，大學畢業究竟是個資格，這筆錢花了也值得的。”
“因此，就決意投資了？”伯伯的口吻是在譏嘲他的弟弟。
“是這樣，”我用寫實的態度回答。
“沒有話說，我們的生活是被注定了浸漬在投資裏頭的。”伯伯轉為感歎的調子說：“我從前投資進大學，出了大學，當教師取盈利；後來因為當教師沒意思，辭掉了，搞個廠，直到如今，豈不是仍然不出投資的範圍？現在你又要去投資了！”
“我擔心的是考不進大學，”我不知道伯伯何所為而感歎，難道他也學著青年人的樣轉變了意識麼？雖然這樣想，我並不問他，卻把我的心事透露了出來，意思是要他作我的參謀，使我有點兒把握。
“沒有的事！”伯伯搖頭，堅決地說。“幾曾見‘先施’‘永安’拒絕過錢袋飽滿的人？你帶有兩百五十塊錢，大學也決不會拒絕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