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了一篇宣言，就要看他批改的作文本子，傻子也揣得透，那篇宣言有問題了。”
“有什麼問題呢？裏頭說的隻是頂起碼的話，報上在說，別地方的教育界在說，北平的學生也在說，難道我們就不能說？”
“不看見昨天的報嗎？上海的學生也在那裏發表意見，和我們的宣言差不了多少。”
“問題大概就在這裏。學生鬧的事情，教職員怎麼可以附和在一起呢？北平的學生該打該抓，我們發表宣言，就該受偵察了。”
“這樣說起來，教職員要和學生對立才是呢。”
“哈哈，這原是現在的真理！如果不和學生對立，也就做不成教職員。我們能夠在這裏吃一碗飯，多少總得站在和學生對立的陣線上——並不是拆自己的衙門，真理是這樣，不說也還是這樣。”
“那末，我們根本就不應該發表宣言？”
“這個得分開來說。我們有雙重的人格，一個中國人，又是一個教職員。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人家聽不聽且不問，這一番話非說不可。至於教職員，好比編配在隊伍裏的兵士，唯有絕對地服從，不能夠自由說一句話。誰曾看見第幾連第幾排的兵士發表過什麼宣言？”
“我們各自簽上名，並沒有寫什麼學校的教職員，正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
“人家把我們移到了教職員的立場上去呢？”
“那隻有受處分的份兒了。”
談話中止了，牆上時計的的搭聲突然顯得響亮起來。種種微妙的思想像蚯蚓一樣在各人心裏鑽動，鑽動，畫成種種模糊的總之不見可愛的圖畫。
“如果處分落在王先生一個人身上呢？”美術教員張先生環視著各人的臉，熱切地問。
“我們替他辯白，他沒有錯兒。”
“況且是大家的公意，他不過動手寫了下來罷了，即使有錯兒，也該大家有份。”
“為什麼要自己承認有錯兒呢？”
“我們可以聯合所有簽名的人一同去見廳長，對他說，我們無非愛國的意思，難道現在已經到了不準愛國的時候嗎？……”
這當兒，校長先生的身影鑲嵌到映在地板上的斜方門框裏，時計的的搭聲重又顯得響亮起來。
過了兩天，教育廳的第三個電報又來了。校長先生慌張地拆開來看。看完之後，纏在身上的無形的鞭子似乎抽回去了，他長長地吐了一口舒暢的氣。
電報的內容是這樣：查閱王詠沂批改的作文本子，還沒有什麼不妥當，除立即解除教職外，不再給他旁的處分。
校長先生省得口說麻煩，就把這電報送給王先生看。王先生隻覺身子往下一沉，模模糊糊之中，他看見東北無家可歸的同胞，他看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饑寒交迫的災民，他看見大都市中成群結隊的失業大眾，而他自己的形象就隱隱約約在這些活動圖畫裏麵出現，這一幅裏有，那一幅裏也有。等到清醒過來的時候，他悄悄地帶了行李，頭也不回地走出校門，坐上一輛人力車，直奔火車站。火車站上擠滿了好幾趟車的旅客，大家在那裏說，上海學生鬧事，隻怕火車不會開來了。雖然這麼說，大家還是等著，時時走到月台沿邊去，冒著刮麵的冷風，望那平指的揚旗。王先生加入這批旅客中間，手指摘著胡須根，也就悵悵地等著。
學校的教員預備室裏傳到王先生走了的消息的時候，大家有一種反胃似的感覺，同時朦朦朧朧浮起這麼一個想頭：“如果那篇宣言由我起的草呢？”
１９３６年４月初作。
刊４月１６日《大公報·文藝欄》，署名聖陶。